《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

2018年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回落。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发酵与演化,进一步深化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受着全球舆论的关注,但鲜有文献从细节角度看清中美实力差距的微妙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者博弈的战略走向。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更是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各方面的综合博弈。虽然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暂缓征收关税,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战略耐力展开对美博弈,打造全球创新引擎,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最终成功实现国家的伟大崛起。     

美国印太战略的新场域与菲律宾的"静默退出"

作为美国亚太地区的条约盟国,菲律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上却选择了"静默退出"。现有的研究强调菲自身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美菲不对称关系中,美国作为强势的一方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换言之,美国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奖罚手段来"调控"菲律宾所采取的政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菲的政策调整在更深层上也是美政策战略的产物。文章主要分析美国印太战略中新场域的开辟给菲律宾形成的外部压力,指出菲在印太战略中重要性被降低,菲在一定程度上被美"战略抛弃",这促使菲选择"静默退出"的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论香港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中介地位

特殊的条件促成了香港的中介地位 ,香港中介地位的确立又对中美港三方经贸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香港”这一东西交流通道的作用 ,我们有必要对香港的中介作用做一评估。     

和解、合作与调整——评斯特莱斯曼的大国外交

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共和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冷静地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推行了一条理智而务实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在于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手段在于实现与法国的和解,加强与巩固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调整与美英两国的手段.     

美国工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工会对国际经贸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凸现,我国政府和企业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本文分析了美国工会的特点及对中美经贸活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     

对做好企业工会理论研究工作之管见

随着企业劳动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劳动关系日益复杂，企业工会理论研究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如何有效发挥企业工会理论研究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应有作用已经成为企业各级工会和每一个工会干部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