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新时代公安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理念与教育思路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在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面临新挑战和新需要的背景下，公安高职院校的发展应当主动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发展和需求，建立起以应用型、实战型复合人才为导向的培养模式。通过深度发挥公安高等教育的行业特色和行业优势，完善以课程思政为引领的教育策略，从而全面打造实战应用型公安人才培养新模式，这对于提升公安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实践效果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营商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保护与规制的博弈

营商环境下,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确保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助于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之时,应当注意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其规范化经营的引导与监管。兼顾民营企业的保护与规制,就是要防止法律规制民营企业的前置化,坚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审慎适用刑法手段,注重刑法最后手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同时改变法律关于民营企业监管的滞后性局面,推行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消费者维权机制,建立积极作为的市场监管机制。     

浙东学派：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

本文首述“浙学”与“浙东学派”名称的由来，指出“浙学”名称始于朱熹的批评，其后由刘鳞长、全祖望等肯定；“浙东学派”名称始于明史馆臣的批评，其后由黄宗羲、梁启超等肯定。次述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将北宋到南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梳理一遍，进而论证解析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及其相互关系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历史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摆脱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注定是一场革命性的深刻变革。准确把握好三个"新"的深刻内涵、内在逻辑、时代价值,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一定能够战胜各种挑战,朝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发展蓝图不断前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