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单位治理的制度陷阱与超越路径

单位内部的微观治理是将宏观治理的政策安排在单位内部执行中并具体化。在新时代,我国实行制度博弈与单位治理,是实施渐进式转型的社会单位治理的一种有益选择,在对西方制度变革下单位治理取长补短的同时,转变对社会单位的认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等是破解单位治理中制度陷阱的不二选择。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推进政党治理制度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之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是锻炼队伍、化解风险的现代治理选择,也是培养训练有素干部队伍的关键之策。通过这一制度建设使"五重机制"协同发力,即使命引领确保奋斗目标的统一,锤炼政治品格设定能力素质的标准,成就激励提升干事创业的动力,训练有素树立起依规行事的约束,教育管理夯实了党的建设的基础。     

牢记关怀嘱托 续写“八八战略”宁波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浙江考察,第一站就来到宁波。这是对宁波全体党员干部群众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以及对宁波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省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当好浙江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模范生,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其历史逻辑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为着力点的宏观调控面临新挑战,制约经济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历史性变化,宏观调控因而需以供给侧为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是:立足需求侧的总量平衡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是实现结构平衡的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的做法与供给学派存在本质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打通制度梗阻,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供准确制度激励,同时以完善和保护产权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公证参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探析

加快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应有之义。公证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基础性司法资源,理应有所作为,而且也确实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扶贫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扶贫政策实践，显示出浙江善于在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争取发展经济的新优势，善于创造各种机制激发扶贫对象自身的减贫动力和创造力，善于强化民生保障以追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善于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不断优化和创新扶贫方式。这些实践背后的演进逻辑就是从解决贫困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入手，增强困难群众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其可持续脱贫能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开发，并通过技术创新和精准治理提升扶贫工具的政策效用。     

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区级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一要提高认识、务实加强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二要完善体系、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三要健全机制、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