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与驱逐：印度智慧城市建设引发的双重困境——对SCM项目的批判性考察

作为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领域,智慧城市已是全球竞争热点,但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构型为北方国家赋予先发优势,令全球南方陷入被动处境。在印度这一典型的南方大国中政府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国策推行“SCM项目”,力求借跨国公司和北方国家援手,用5年建成100座智慧城市,由此抢占数字经济风口。但该项目最终造成连通、驱逐双重困境：前者貌似是靠引进ICT基础设施与跨国公司、北方国家达成互惠型接合,其实却通过依附型接合换取了依附型发展;后者则借布局ICT基础设施的机会,把剩余人口排斥到公民身份外,以便推卸民生负担。上述困境表明印度智慧城市已在莫迪政府的“土植型新自由主义”助推下陷入数字殖民,这为投身于全球智慧城市竞争的众多南方城市提供了前车之鉴。     

文化的法治与法治的文化

当前，我们的文化法治状况远不适应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主要文化领域的立法多以行政立法为主，既不适应保障公民宪法上文化权利的需要，也难以为文化秩序的优化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文化市场上，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俗乃至于色情、暴力文化横行，     

“格雷欣法则”在公共管理组织中的危害及其消解

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公共组织领域中,也存在着优良职员与不良职员、优良风气与不良风气的博弈,常使格雷欣法则得以实现,令"劣币"当道.文章就公共组织中如何消解"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提出了一些对策.     

将反特权进行到底

十八大闭幕后至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于是,关于官越来越难当了的议论多了起来,记者也多有耳闻。这是好事情。相较于民生之多艰,官场的正常阵痛,又算得了什么呢?官场的阵痛,相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言,是"小麻烦","官愤"抵不过"民愤"大。实际上,仔细想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德土发起的宣传战——以“雅法事件”双方的舆论攻防为个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不仅在正面战场上浴血拼杀,而且还在舆论宣传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攻防宣传战。宣传战主要切入点在于:激发己方参战热情,摧毁敌方战争意志,争取更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为最终获取战争胜利服务。协约国恰恰抓住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制造的雅法驱逐事件,对德土同盟发起强大的舆论攻势,获得了很好的宣传战效果。     

格莱辛定律与人才使用

400年前,英国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托马斯·格莱辛,他在研究当时英国货币流通问题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流通一段时间后必然退出流通,原因是这种货币因金属品质好,往往被人们收藏,或被人们收集起来熔化成金属后别用,或被输出到国外,于是这种货币越来越少,直至在流通领域消失;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由于金属品质较差,没有收藏价值,又熔化不出好的金属,反而充斥市场,成为主要流通手段。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格莱辛定律,又叫作“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出现这种…     

法官驱逐律师制度刍议

法官握有诉讼指挥权和法庭警察权,在维护庭审秩序、推进审判流程、监督诉讼行为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但须遵循谦抑原则、目的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我国法官因为驱逐律师过于频繁而饱受非议,其中既有法官和律师自身的原因,法律的不完善和法治的不成熟亦责无旁贷。在强调司法权威的同时,还应努力创建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密切合作的工作关系,合理重构法官驱逐律师制度。     

论劣币驱逐良币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本质相似处及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启示

介绍了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原因,探讨了现阶段对二者研究的局限性,并分析了它们的内在联系与本质相似处,即对一般等价物兑换比例的人为固定或干预导致了错误定价,从而带来了套利空间。并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提出对汇率的改革应优先对资本自由流通的放松等结论和政策建议。     

台湾媒体：危机与转机

台湾在1988年解除戒严,社会力量如脱缰野马般释出。如果说台湾能在20年内完成＂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第一次政党轮替,乃至2008年完成二次政党轮替,媒体毫无疑问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然而正如经济学家熊彼得形容,＂市场经济是一股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台湾新闻媒体也是既＂创造＂又＂破坏＂的推动力量。不可避免地,台湾的言论自由也进入一个质量有待提升,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正如不久前一个基金会所做的民调：最不受信任的社会组织是媒体,最不受信任的职业是电视名嘴、命理师、外劳、法官。何以媒体及名嘴列入＂吊车尾＂排行榜,是值得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了。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近年来,随着农村适龄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和新生代打工农民趋向于城镇化,中老年和女性已经成为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缺乏自我发展条件,且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难以对接外部资本.在农村经历了近30年的去组织化改革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这些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的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过高交易成本,因此出现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的农村发展困境.本文试图以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的相关性为视角,探讨当前农村遭遇发展困境的内在机制,并在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缓解留守群体面临的发展难题做出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