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型政党：非耶？是耶？

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在近几年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对此有着广泛的讨论，产生了一批比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反思，即运用治理和善治的理念去描述和阐释中国的客观现实，去反思一些传统的做法和理念。     

由善政到善治——从证券监管联想至经济法的本质

中国证券市场趋向理性的关键在于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 ,通过对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实证分析 ,归纳出监管失灵的制度层面与法理层面的原因。进而认识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本质特征 ,同时认识到 ,经济法的创新在于调整手段由传统善政向善治的转变     

善治理论与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型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出现了以善治为主要目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党现代化的潮流。在这一历史潮流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建立规范的法治化行政管理与改革传统行政管理的双重任务。直接把善治作为执政目标,转换执政方式,是建设新型政治文明的一条途径。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内民主与善治的互动

党内民主与善治在概念内涵上虽然差异很大,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党内民主与善治能够进行有效的互动。表现为:发展党内民主可以支撑和维持善治,善治的推行也可以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预算透明的理论源流与国际实践

透明是法治和民主政府的一项内在价值.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进一步论证了透明对于确保法治和民主政府的责任机制的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预算透明改革,在制度、过程和技术上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部分国家已经在改革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多数国家则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之中.预算透明与相关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观点,随后用治理和善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笔者认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已有成就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努力为政治体制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并预示进一步变迁的方向。     

公民社会、国家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公民社会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善治;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推动了善治的进程.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脉络分析

中国近代以求善治为变革鹄的。对善治的理解和良善制度的建构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国情,即治之理与国之势必须统一。为实现富强济世,变法为国人眼中之公理,亦为必然之势。求变虽为共识,对治之理、国之势理解和认知上的迥异导致了各派在富强与民权的价值位阶、变革手段以及制度建构上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