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关于取消要求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述评（上）

连锁认证的存在给国际交往带来相当大的不便，这些复杂手续带来的困难招致了一些怨言。因此，英国曾在欧洲议会上提出建立一项旨在取消或简化认证程序，尤其是连锁认证的公约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在1956年第八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上．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缔结有关简化或免除公文的外交或领事认证的国际公约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各国代表一致认为制定这样一个公约确有必要．并决定将该公约列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九届会议议程。     

首都特色发展战略的演变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紧紧围绕国家建设和发展要求,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先后提出、制定7次城市发展规划,通过65年的建设与发展,完成了从消费型城市到生产型城市转型、从建设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发展理念到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重大转变,确立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     

从“旁观者清”到“清者自清”——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正享有"小国大领袖"美誉的李光耀是创造新加坡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们在治国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正是这种相类似的发展之路,决定了李光耀的战略思想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国际事务中,李光耀这位"新加坡的圣人"可谓是国际交往中最受欢迎的人,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热切地征求他的意见,经常向他请教,而且     

涉菲不动产继承公证若干问题释疑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目前在菲律宾的华侨和菲藉华人有上百万人。主要来自福建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一带。自1975年我国与菲律宾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而作为国际交往重要媒介的公证，在促进两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福建闽南地区的公证机构办理了大量的涉菲民事公证业务，其中涉菲不动产继承嗡证就是常见的一种。依据冲突法原则。办理涉菲不动产继承公证时，法定继承适用我国的继承法。     

涉外公证的风险防范

正涉外公证书是国际通行的司法证明文书。随着国际间经济、民事交往的增多,涉外公证成为国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法律程序。涉外公证书的质量不仅关系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涉外公证如出现问题,不但会给当事人造成时间、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到公证处的公信力,乃至整个公证行业的涉外业务。因此,公证处作为涉外公证的承办者,既面临极大的机遇,又担负着巨大的风险。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论要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伟大的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潮流,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指出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由此,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策略问题,制定了许多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需要完成的任务,为顺利、全面地开展我国的对外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国歌之变迁

<正>国歌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体现。她起着激励国民、凝聚人心的作用,是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元素。国歌是在世界历史驶入近代文明,人类活动联系紧密,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出现的。     

中国网民:墙里墙外的纠结

在问题重重的中国,网络舆论所关心的主题很少超越国界——网民们对中国污染的关注远远超过全球气候异常。身在"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普通网民的信源多样性、各国间的民间交流程度以及对最新互联网理念和技术的日常应用方面皆因此受限。中国网民的眼界、话题、兴趣、网络乃至现实生活、基本价值观等等,     

专家解读: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是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刻,为保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其颁行标志着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翻开了重大历史新篇章。《意见》将引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迈入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在科技创新持续加速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未来,科技伦理在治理的内容、边界和手段等方面将面临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进行体系化的设计和前瞻性的布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重视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的关系,还适时将国际交往扩展到莫斯科以外的广阔世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富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积极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力量、主流政治势力和国际友人发展关系.这些国际交往不仅有力配合了当时的革命工作,更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党际交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