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以儒释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起源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强调儒学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作为判断罪与非罪、衡量刑罚轻重的依据。"以儒释法"的出现打破了汉代以前儒法对立的局面,并将法令赋以道德的内涵,缓解了秦代以来严刑苛法与百姓间的矛盾。本文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阐释"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天下世家”上官氏

正邵武上官家族是邵武历史上一大望族,号称"天下世家"。邵武上官家族是唐代上官仪的一支直系后裔。据《闽樵和平上官氏宗谱》卷一《源流·闽邵和平上官仪祖支派》,上官仪第6代孙上官偕,"元和四年(809)以进士为福州户曹,卒于官,子孙因家于闽",上官偕幼子上官丁道"始迁邵武",上官丁道的长子上官岳"敕封孝廉方正,始迁和平上乡"。上官仪第9代孙上官洎,"岳祖四子,字用恒,号惠安,居和平。唐末为     

“伪君子”与“真小人”

<正>近日,有媒体报道,某落马官员在被调查时,家发现上亿元现金,以至于调用的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了4台。而此人平时穿着朴素,骑自行车下班,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模样。古往今来,虚伪现象就如同"人性的弱点"般之难去。"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古诗曾讽刺这种社现象。更有古人云:"大奸如厚,激盗似忠",意谓奸大恶从来不会写在脸上,而是看起来如同大忠     

沾名钓誉的孝廉

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主要是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唐代以后盛行科举制。汉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是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中央，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选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辟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     

汉代“举孝廉”今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势头迅猛。近几年，提倡孝行又渐成“时尚”，一些地方不仅将其确定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之一，甚至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对此，有人拍手叫好，有人不以为然，也有人高声反对。如何继承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今天的现实服务？首先需要我们对历史有清晰的了解。     

助人爱民的杜纂

杜纂(?一528年),字荣孙,常山九门(今河北省正定县)人,北魏献文帝时,被乡里举孝廉而做官,直至孝明帝当政期间,历任积弩将军、太守、内史、刺史、太府少卿、太中大夫等职务。当时官场贪污贿赂盛行,卖官鬻爵猖獗,皇室贵胄骄奢淫逸,而杜纂忠于职守、     

“道德入法”之浅析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两者关系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随着近些年来社会中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屡屡发生,道德滑坡之势愈加明显,对此有人提出道德入法。对于道德入法,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本文主要从道德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入手,分析了道德入法的利与弊,并就道德如何入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思考。     

汉初治国思想转变下的纳孝入法初探

汉朝初期,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力主恢复生产、经济,巩固政权.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至武帝时期达到极盛.此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历代皇朝的的正统思想一直影响至今.而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孝”思想更是被统治者极力推崇,将其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以孝治天下”.而为了维护这种国策的推行,汉朝统治者逐渐制定完善了一系列针对不孝的惩罚措施,在推动了汉代“孝”文化的传播,也对现代老人赡养方面的法律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其转变——解读我国“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历程

继2004年《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典,我国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立法转变.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层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解读,揭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两法关系方面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以促进两法关系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