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泰银行金融服务“不打烊”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民泰银行按照浙江银保监局关于全力保障企业和居民金融服务总体稳定的要求,积极做好行内疫情防控工作,强化金融支持和保障服务,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战赢”发挥重要作用。     

实质的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在刑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学理论体系中,研究犯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犯罪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另一种是规范的犯罪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实质的犯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先于规范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的界定与统治阶级的犯罪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有什么样的犯罪观便有与其相应的实质的犯罪概念。     

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系统观、矛盾观、利益观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差异与成因：两大法系消极公诉权之评析——兼及我国消极公诉权之完善

消极公诉权在公诉权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两大法系都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并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 ,两大法系对消极公诉权的规定又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法系在国家政治哲学、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区别而造成的。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并对我国消极公诉权的完善提出了意见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几种常见肺系疾病研究进展--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第十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第十次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在重庆市召开.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81篇,主要涵盖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病、肺癌、肺部感染性疾病等,内容丰富,思路广阔,探讨深刻,受到与会专家及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及较高评价.现分类概述如下.     

常怀敬民畏民之心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决定领导干部的升降去留,所以,领导干部应当以人民公仆为己任,常怀敬民畏民之心。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坚持“三为民”的执政理念

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重温“两个务必”,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权为民、情为民、利为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具体化,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扎扎实实地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要求,必须牢固坚持“三为民”的执政理念。权为民所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为民所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权力观。树立权为民所用的正确权力观,首要的是明确权力是谁给的。上个世纪,抗战胜利的时候,有个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斩钉截…     

超越“Trade off”——对公平与效率的几点新思考

目前对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且这种困境将继续下去。在简要回顾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着重提出了关于公平效率问题讨论的直角坐标系图法 ,构建了度量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公平系数 ,衡量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问题的社会总体问题指数 ,以及衡量不同政策、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等公平和效率达致程度并使之能够相互比较的社会公平效率总体效应指数。     

强制执行基本原则研究

“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对她的忠诚,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热爱国家是由于她得到好处的结果”(英国:埃里.凯杜里语)。而国家保证个人福祉最重要的手段是实现法律的价值,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满足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期望。执行是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是保障审判确认的权利义务得以最终实现的主要途径,如果法院的生效判决长期得不到有效执行,那么,人们可能就会对法律效力失去信心,更谈不上在整个社会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研究我国执行程序方面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基于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的田平安教授、廖中洪教授、季卫东教授、徐昕教授等部分专家、学者,对我国现行民事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从法学理论或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期望从国内外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启示,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过,这一特别策划的目的更在于,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提供智力方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