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浦东在线

新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一是形成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主要包括理顺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各行政层级之间上下错位，职能互补的管理模式，确定政府组织架构的改革方向。     

公民社会与社会层级结构重塑

公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的话语理念，是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西方学者的语境中，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自治的特点，天然的与政治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学界对于公民社会理念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开始系统的、严肃的理论反思。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国际上来看，在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重新兴起，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党内民主将向更高层级推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10年前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作出的定位。最近，中共中央又提出，将在已经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机制基础上，继续从6个方面加快向前推进。     

企业层级上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机理研究

基于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的经济系统模型，本文讨论了企业层级上的文化产业信息产业融合机理。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规制放松等方面，但当前存在技术水平差距大、产业价值链相对割裂和产业规制尚无法适应融合实践等问题，企业层级上的原因在于技术商业化效率低、商业模式不适应技术环境和产业规制条块分割。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产业融合在技术、价值和制度三方面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和互动，反而相互掣肘，使得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进展缓慢。本文提出企业层级上技术、商业模式和制度互动推进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的机理：媒介技术创新与企业商业模式的匹配互动实现新兴媒介技术的筛滤，该互动过程受到传媒和信息产业制度的制约，同时反过来推动两大产业规制的变迁。     

江苏高校创业教育的层级推进模式构建

创业教育是江苏高等教育重点拓展的领域之一,江苏高校基于当前实际,坚持"机制先导"以保障创业教育实施,坚持"教学主导"以实施创业普及教育,坚持"培训辅导"以开展创业精英教育,坚持"实践引导"以助推学生自主创业,进而分层分类、逐级推进,构建高校创业教育的科学模式,助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从生存到发展:社会权的层级划分及保障

社会权保障是民生社会建设在法学领域内的集中表达。基于理论与现实的需要,可将社会权划分为生存与发展两个层级,并在各自层级内作进一步细分,以确立社会权保障的范围与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以国家义务履行作为社会权层级保障的方式,要求尊重、保护义务在社会权保障过程中不分层级全面履行,给付义务区分层级逐次履行,以求社会权获得有序且最大化的实现。     

农村非层级化团组织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加入到了非公经济组织、青年社团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组织中,传统的层级化共青团组织在服务青年和覆盖青年等方面受到了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新形势,创造性地开展非层级化共青团组织建设,在更广的范围内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已成为当前基层共青团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基层共青团应该充分认识非层级化团组织建设的意义,深刻剖析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找准路径,加快推进非层级化团组织建设,全面激发基层团组织的活力和生命力。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适应了行政主体职能不断扩张的需要,弥补了立法局限性和滞后的弊端,提高了行政主体应急能力和执法效率,有利于法律实体公正的实现。与此同时,由于行政主体本身的强势地位,很容易造成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行为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宗旨,执法者甚至可能利用自由裁量权谋求私利或达到非法目的,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任意增减。为此,需要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行政角度而言,行政案例指导制度、行政裁量权分权制衡制度、行政裁量权绩效评估制度、行政裁量权层级监督制度、行政人员综合素质培训机制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