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常人方法学理论探析

社会学理论总是试图清晰地描述并解释社会行动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生活世界 ,在熟知的基础上达到真知。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这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而 5 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则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并在“权宜性行动”、“索引性”、“反身性”等概念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常人方法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 ,但是它并没有完成给自己赋予的使命。     

城市竞争力研究的理念思考

对城市竞争力的认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思维理念。这种理念的变更与演进,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规律。在当今城市化发展的新时代,思考城市竞争力的问题,必须探索新的思维视角,进行理念创新。1.全球化观念。现代城市发展的资源配置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进行的,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平台,由城域扩展到区域,由地区延伸到国际。城市发展水平的参照系     

江泽民军事社会学思想的基本体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军事社会学思想 ,形成了以全社会统一领导论为灵魂、军队与社会协调发展论为核心、维护社会稳定论和军队与社会相互团结论为两大支点的军事社会学思想体系 ,成为指导当前中国军队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基本理论 ,即江泽民军事社会学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的基本体系 ,对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构建中国军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正确处理军内外相互关系 ,促进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在外资企业中营造党员的“家园”

新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对我们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陶行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思想所想到的

陶行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的思想主要是概括了社会和生活本身的教育功能。我们在此强调社会和生活的教育功能并非是要削弱学校的教育,更不是主张“学校消亡论”;而是认为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生活本身的教育不应该是对立和分隔的两部分,而应该是有机结合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解读

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入民营企业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为兄弟省、市、区所借鉴。“综治进民企”是新形势下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推进这项工作,完善“综治进民企”的长效机制。和谐企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综治进民企”的目的是使民营企业成为和谐企业,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     

“第三者”界定的法社会学思考

"第三者"问题作为一种伦理的、社会的和法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因其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多样性造成司法实践的的诸多不便,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因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第三者"的概念进行界定,确定其内涵,对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列宁创立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总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不断创新。列宁所创立的新经济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一个光辉范例,是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实践创新。深入研究列宁在创立新经济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方法和原则,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