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出入境管理研究评述

出入境管理是对国家出入境秩序的维护和为各类人士出入境权利提供服务,具有社会管理性和公共服务性。出入境管理研究是对出入境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制度建设、热点、难点等问题的全方位研究。出入境管理研究的总结性、逻辑性和预见性有利于支持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并引导出入境管理进行新的改革。因此,有必要配合我国出入境管理实践的需求,进行积极思考和探索。对照国外出入境管理办法,汲取其管理理论精华,运用科学的理论框架,系统全面地对出入境管理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创新。     

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根据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角色，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可区分为对象论和工具论，对象论主要包括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工具论侧重于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两类场景。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数字法学将带来法学教育的变革，亟需培养文理兼修、面向数字智能未来的数字法治人才。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高其才教授

高其才,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于武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渔港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