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试点"的理论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变"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总过程中,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和鲜明主题。中国社会取得的变革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广泛的改革试验逐渐积累起来的。当代中国的"试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合法性、规范性、灵活性、整体性相统一的中国逻辑,既是实践创新的表现形式,也是理论创新的客观载体。试点在中国成功应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改革形式本身,立足试点的中国经验、重构中国的改革理论同样重要。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亚细亚生产方式辨难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制虽然都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但其官有制却具有不同类型。这些具体类型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印度是"以国有制为形式的官有制";俄国是王有制;中国夏商周是王有制,而自春秋以来则是名副其实的官有制。相反,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则主要归庶民所有,实行生产资料民有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所有制是只有少数人——亦即全体公民——拥有土地权利的民有制,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民有制;而日耳曼所有制则是所有人都拥有土地权利的民有制,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民有制。这就是自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以降,西方——特别是英法德所代表的西欧——普遍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民有制的历史渊源!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启示

旧城改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包括增长、分化、民生、移民、反恐、防疫等。要想运行好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广东“三旧”改造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开展部省合作,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所进行的改造,其直接目的是推进广东作为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核心工作。     

同种数罪处罚原则新说

数罪并罚问题无论是在刑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同种数罪该不该实行并罚更是刑法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是把其作为一罪从重处罚的。笔者认为 :同种数罪也是数罪 ,将其实行并罚制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更具科学性。     

关于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建设的研究与思考

2004年11月,国家批准合肥市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希望通过试点,探索依靠科技创新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路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区域创新发挥示范作用。这是合肥市一个十分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在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上取得成效,对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得先机、占得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报告主要通过合肥现有优势和存在问题的系统分析,对推进试点市建设提出对策建议,为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