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溯及适用

《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赋予《民法典》“保理合同”章溯及力并不妥当,对该问题须做全面检视。溯及适用层面《民法典》“保理合同”章不限于其自身,尚涵括《民法典》第545至550条,溯及适用类型包括改变溯及与空白溯及两类。就改变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体系是有利溯及体系。基于对《时间效力规定》第2条但书之解释,结合“保理合同”章的自身特点,有利溯及标准重塑为:实现“帕累托改进”、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秩序、更有利于鼓励融资,据此可构建有利溯及检验体系。就空白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可直接适用有利溯及检验体系,但当出现“私益与公益发生冲突”之情形,需借助比例原则进行权衡时,应倾向于选择较为宽松的审查基准。经逐条检验,《民法典》第762条、第763条的溯及适用不具备正当性;《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存在隐藏漏洞,应当采取目的论的限缩对该漏洞加以填补。     

日本织密医患关系和谐网

医患关系在各国都是一个棘手问题,日本也不例外。不过,日本推出一系列制度化的应对措施,有效缓解医患矛盾,最大限度降低医患冲突发生的可能。全民医保,制度健全日本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在健康保险范围内疾病的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医保承担,自付比例根据年龄和收人确定。通常,出生至6岁3个月自付20%,6岁4个月至69岁自付30%,70岁至74岁自付20%,75岁以上自付10%。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     

关于化解我省乡村债务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

省政协委员张荣生日前通过调查了解到，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政策和资金的投入，但由于乡村本身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债务包袱沉重，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我省乡村债务状况及形成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5月底我省乡村累计负债总额高达120亿元。其中：乡镇负债约60亿元，村级负债约6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大约913万元，村级负债81万元，有些乡镇负债总额高达千万元以上。我省乡村负债面广、量大，形成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从有关乡村调查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