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学习参与、能力发展与院校认同 ——基于四川省"双高计划"职业院校的调查数据分析

学生院校认同对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院校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四川省"双高计划"职业院校调查数据,以组织认同和学习参与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高职学生学习参与对院校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双高计划"院校学生的学习参与和院校认同自评分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业参与、师生互动、课余学术时间投入对院校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课余休闲时间投入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能力发展在学习参与与院校认同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学业参与和师生互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院校认同,也可以通过促进学生的能力发展间接影响院校认同,而课余时间投入只有促进能力发展才能对学生的院校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指向能力提升的有效学习非常关键。对此,提出强化以"能力发展"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教育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参与、合理安排课内外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等实践建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国家干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没有国家干预。这是由我国和谐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我国发展关键时期的国情、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矛盾和本能决定的。这里说的国家干预,只是适度干预。     

行为干预：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关于艾滋病行为干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行为干预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行为干预的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对象、形式、目标、原则、措施等。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广泛开展行为干预措施,积极应对艾滋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行为干预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执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政策规定,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开展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活动,加大监管力度,分类实施相应的行为干预措施。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看法学研究状况——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通过对1993-2004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法学类项目类立项资助项目相关指标的分析,来展现我国目前法学学术生产格局的大致状况及其背后动因;并通过与经济学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比较以及对法学类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在社科基金项目中所占比例等数据的分析,来呈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的权力———知识格局。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政府机构改革的宪法性思考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宪政秩序和权力结构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相融 ,因此 ,重新界定行政权范围 ,设计出能够保障行政权规范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 ,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行政权的正确定位需要来自立法权、司法权、公民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支持与配合 ,所以应把政府机构改革纳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大系统之中。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从宪政角度出发 ,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