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社会利益结构的三次重大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过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这次转变形成了分散型利益结构;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这次转变基本上形成了整体性利益结构;第三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整体性利益结构瓦解之后呈现过短暂的资源分配的弥散性不平等结构,然后便开始向累积性不平等利益结构转变。     

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中国诗体发展的累积性增长规律

中外诗歌体裁发展的事实表明,诗体演进是累积性的,即由少到多,渐趋多样。虽然有的诗体随着时代变化会有所弱化乃至消亡,但改变不了这一总的趋向。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为了给新诗争得生存空间,宣称中国传统诗歌体式已经死亡,对传统诗体抨击之不遗余力,于是造成新旧诗的紧张、对立,乃至对抗,留下严重后遗症。这种偏激观点有违诗歌史事实,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对诗体发展规律进行厘清,以正确对待新旧诗体关系,促进汉语诗歌健康发展。     

N边社会＆社会正循环力量

2010年6月13日《经济观察报》刊登北京大学学者胡泳的专栏文章，文章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像过去那样简单，仅仅连接两个群体——治者与被治者，它已然形成了一个“N边”社会。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社会中共存，每一群体的活动都依赖于其他的群体。管理这样的“N边”社会，必须要同时吸引和保持不同群体的参与，而不能采取排他手段；必须致力于使资源的占有较少累积性而更具弥散性，     

构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几点思考

环境责任保险强大的分散和转嫁风险功能,深受污染企业和污染事故受害者的青睐.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市场才刚刚起步,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不能良性运转,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保险业自身发展不足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系统化构建欠缺,制度构建依据的理论研究欠缺是最重要的原因.     

医疗健康大数据透明度的实现与界限

在大数据技术推动下,生物医学、医疗诊治、基因测序、健康管理等医疗健康技术跨越式发展,并且具有无可估量的潜在社会价值。然而,医疗健康大数据呈现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与冲突、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糅合、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混同等"个性化"特征,诱发了多样化生命伦理问题。大数据过程不透明是影响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及决策正确性的重要因素,故医疗健康大数据呼唤透明度的实现,但透明度应当把握限度,这取决于数据安全、累积性创新、反垄断规制等方面。现行隐私规则束缚了透明度的实现,透明度实现应突破"个人中心主义"藩篱,以数据隐私和激励创新协同保护为目标确立透明度原则,以"算法+正当程序"为中心建立透明度监管模型,以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糅合为新面向构建透明度实现机制。     

声音

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认为扶贫工作要多办实事。民生工作面广量大,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等特点。要有坚持不懈的韧劲,一件接着一件办,不要贪多嚼不烂,不要狗熊掰棒子,眼大肚子小。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不能虎头蛇尾。我们要一诺千金,说到就要做到。务求扎实,开空     

累积性灾难的社会应对——以海河流域为中心

由于长期的干旱化和无节制的开发,海河流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陷入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状态。这种逐渐扩展的累积性灾难使得千百万乡村农民成了环境难民。但政府系统和社会层面并没有建立起基本的灾难应对机制。灾难的进一步膨胀预示着中国的心脏地带正在生成一种社会危机。或许,它的总体性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论争、演进逻辑与现实

近百年的中东战争史是用石油串联起来的历史，这是大部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共识。这种把中东地区所有战争的驱动都指向石油的话语深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导致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抑制作用的探究被忽视。实际上，石油因素既能催化战争，亦能抑制战争。获取石油资源、石油权力的诱惑以及石油收入的支撑，增加了国家通过武力解决利益争端的意愿，而对占领成本、报复风险、外力介入的担忧和对合作收益的期许则是冲突双方放弃对抗与停止战争的重要考量因素，战争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国家对石油收益与战争成本的综合权衡。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两种作用，体现在利比亚与乍得战争、两伊战争等催化案例，以及巴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埃及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海湾战争的抑制案例之中。鉴此，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围绕中东石油资源控制权爆发冲突的频率是不确定的，但国家为获取该地石油资源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不大。未来，发动石油战争成本的边际化、石油产业相互依赖的常态化和域外大国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将有效避免利益相关方因中东石油资源而陷入“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