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象学人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现代政治合法性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价值原则的普遍认同,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哲学人学本体论上坚持"以人为本",并在认识论上准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实现哲学范式上人的本体与认识上的同一性,从而达到实践上的知行合一。但是,在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认识问题上,无论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人学范式还是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人学范式,都没有化解关于人学范式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内在紧张,这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同困境的哲学根源。马克思的人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现象学人学范式,在"实践的现象学"意义上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论“文化工业”理论的范式困境

本文通过论证,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展开的“文化工业”理论隐藏着研究范式的当代危机。这一危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范式的理论误读,它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化理解和对文化自律的乌托邦期待;第二,交往范式的形而上学否定,这导致政治民主空间的遗忘和文化批判的精英化倾向;第三,意义范式的生存论遮蔽,它体现为对日常生活意义生成的忽视和人类主体性的美学逃遁。     

文化视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范式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引入文化学的取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自身前途和命运关注的必然。从文化学的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基于文化情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基于深刻的文化关怀意识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这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     

植物人组织病理学观察2例

1案例资料例1黄某,女,27岁。2002年9月5日因“盆腔脓肿”到某医院治疗,9月8日中午突发神智不清,医院认为是“肺栓塞”所致,经心肺复苏后一直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于2003年3月22日死亡。尸检病理学特点:①脑重900g,切面可见脑各部白质均呈筛孔状,大脑切面见灰质消失,小脑切面见齿状核大小为0.3cm×0.2cm。镜下见外观均呈显著筛孔状,大脑皮层神经元消失,小脑浦肯野氏细胞消失,代之以丛状增生的胶质细胞;下丘脑及脑干部分神经核团尚存,但神经元数量显著减少,胶质细胞增生(照片1)。②心脏重210g,镜下见广泛纤维组织增生,把心肌细胞分割成不规则岛…     

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种城市研究范式比较——城市人类生态学与城市生态学

城市人类生态学借鉴生态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城市人与空间的关系,揭示了城市布局变化的规律和动力;城市生态学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方法,研究城市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两种理论范式研究对象同中有异,研究方法上的借用与应用有别,研究中心问题与研究取向均有不同。比较两种范式对更全面深入地研究城市有重要意义。     

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科学发展观与思维范式的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全新的理解,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由单向度一极主体思维范式向双向度多极主体思维范式的转变,由绝对人类中心利己型思维范式向人与自然互利型思维范式的转变。     

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从地缘政治范式到全球"大同"范式

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最显著现象之一;中印共同崛起,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亚洲崛起的支柱和必然要求.尽管我们仍然处于现代化、线性进化论阶段,感叹技不如人的非西方世界自然存在对西方的崇拜心理,国际政治中西方观念的主导地位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旦进入多元化、非线性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未来将螺旋式地回归历史,文明的底蕴才会彻底呈现出来,文明的和谐将取代文明的冲突.中印共同崛起无疑为此展示了最大的希望,是打破西方殖民体系数百年影响的时代呼唤,并将推动国际政治范式从地缘范式和其他西方范式走向世界大同的东方范式.这就是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