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自我救济式犯罪”的成因与对策思考

民工实施“自我救济式犯罪” ,不可否认其中有个人品质问题 ,但也必须注意到犯罪现象背后的非个人因素 ,包括社会的不公正、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和政府对民工正当权益保护的乏力 ,尤其是民工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等问题。因此 ,要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除了加强对民工市民素质的培养外 ,政府和社会还须从改革户籍制度、规范用工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转变管理方式等方面来减少民工的不公正感、被歧视感和相对被剥夺感 ,保障其合法权益 ,防止其采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自我救济     

调适性嬗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变迁的逻辑理路与前瞻思考——一个组织行为的分析视角

监督在现代政党组织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从组织行为角度分析，党内监督实践演变是一个组织行为变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适应不同时期历史环境的变迁，党内监督实践经历了探索起步、曲折发展、全面建设和战略提升四个阶段。通过建构组织行为分析框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呈现出调适性嬗变的逻辑理路。即为适应不同时期的组织环境，党内监督主体遵循着从自身建设向体系建构的发展规律，党内监督对象遵循着从正人向治权的更替规律，党内监督方式遵循着从运动治理向常态治理的转化规律，党内监督内容遵循着从表层逻辑向根源迭代规律。鉴往知来，立足新时代，应分别从限制与规范、惩处与预防、制度与技术三对概念思考未来党内监督实践目的、策略和方式的变革。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义

对革命一语的内涵理解具有时代局限和现实挑战。从狭隘历史视野出发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作出的理解,是在实践性经验基础上抽象出的非全面理性认知。它对各类以及各阶段的革命话语与革命任务凭借的是模糊化处理方式。这样就难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性或宏观性上,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蕴。而各类革命话语是具有耦合联动效应的统一体,具有时空的连贯性和独特的目标性,而使其统一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其方式是政党的自我革命。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