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象学人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现代政治合法性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价值原则的普遍认同,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哲学人学本体论上坚持"以人为本",并在认识论上准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实现哲学范式上人的本体与认识上的同一性,从而达到实践上的知行合一。但是,在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认识问题上,无论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人学范式还是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人学范式,都没有化解关于人学范式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内在紧张,这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同困境的哲学根源。马克思的人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现象学人学范式,在"实践的现象学"意义上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论“文化工业”理论的范式困境

本文通过论证,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展开的“文化工业”理论隐藏着研究范式的当代危机。这一危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范式的理论误读,它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化理解和对文化自律的乌托邦期待;第二,交往范式的形而上学否定,这导致政治民主空间的遗忘和文化批判的精英化倾向;第三,意义范式的生存论遮蔽,它体现为对日常生活意义生成的忽视和人类主体性的美学逃遁。     

文化视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范式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引入文化学的取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自身前途和命运关注的必然。从文化学的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基于文化情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基于深刻的文化关怀意识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这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     

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种城市研究范式比较——城市人类生态学与城市生态学

城市人类生态学借鉴生态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城市人与空间的关系,揭示了城市布局变化的规律和动力;城市生态学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方法,研究城市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两种理论范式研究对象同中有异,研究方法上的借用与应用有别,研究中心问题与研究取向均有不同。比较两种范式对更全面深入地研究城市有重要意义。     

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科学发展观与思维范式的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全新的理解,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由单向度一极主体思维范式向双向度多极主体思维范式的转变,由绝对人类中心利己型思维范式向人与自然互利型思维范式的转变。     

学术之盛需要学派之争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价值观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又导致刑法人对刑法及其适用具有千差万别的结论。然而,为了实现刑法的安定性,为了实现学术创新,刑法学界应当在不同的结论之间展开相互的争论和批评。为了使这种争论和批评体系化、持久化,为了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繁荣昌盛,我国刑法学界应当开展学派之争,从而克服当前盛行的、没有理论根基、没有基本立场的低水平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