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正当性、困境与路径

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社会公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因具有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法律服务质量、促进法律服务均等化等优势而得以广泛运用。然而,当前各地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普遍存在购买动力不足、购买内容混乱、购买主体单一、购买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亟需从完善相应立法、增进市场竞争、引入正当程序、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促进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法治化。     

向滥用劳务派遣说“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经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将于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正案将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     

从"辅助性原则"看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辅助性原则"作为欧盟(欧共体)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对欧盟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这一原则产生的经过、具体内容及影响,尤其是它所引发的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行政给付限度论

在现代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下,缺乏节制的政府福利供给,已经成为诱发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乃至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欧洲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国家积极义务不能无限扩张,福利国家虽然不能没有行政给付制度,但同时需要防范制度的内在风险与负面影响.国家财税福利虽然重要,但市场和家庭、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也不可或缺,福利渊源...     

福利国家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由国家包揽、单位负责的"单位保障制"向政府、社会、个人分担的"社会保障制"转变,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政府致力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给付行政的扩张促使中国行政法从以秩序行政为核心的单线结构向秩序行政和给付行政的双中心结构发展,行政法理论基础、法律原则、行政立法、政府监管、行政程序、行政诉讼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亦不断深化。     

给付行政限度论

行政权力天生存在着自我扩张的本性,具有积极行政性质的给付行政更易如此。给付行政的正当性应遵循"国家辅助性原则",在个人、社会无力自救时,公权力方可介入。国家辅助性原则通过"禁止过剩给付原则"、"遵循社会法治国原则"、"公私协力"以及"正当程序"加以控制。     

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

后果主义论辩是法律论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从后果论的角度为规范适用提供"二次证明"。尽管后果主义论辩受到诸多批判,如以损害形式逻辑为代价、引入法官动机破坏法律的确定性、以法律工具主义作为价值预设等,但是后果主义论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作为重要的论证方法,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也是协调规则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矛盾、解决权利相对性困境的重要方法。基于不同类型的后果,可以将后果主义论辩区分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这四种类型的后果主义论辩都有独特的适用领域和适用限制。在个案裁判中,后果主义论辩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存在,作为一种辅助性依据,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律问题还原为事实问题。然而,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法官的价值偏好,后果主义论辩在适用时需要就个案事实与逻辑后果的相关性进行论证,必要时辅之以其他的论证形式,并对适用的推理过程展开细致的说理。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整顿劳务派遣市场——新《劳动合同法》发力

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企业的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只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然而这种辅助性、替代性的临时用工模式,曾几何时,却被用工单位大量并长期使用,甚至成为用工主渠道。大乱大治,为了维护被派遣者的合法权益,重在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抑制滥用劳务派遣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7月1日起实施。日前,整顿劳务派遣市场,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发力:     

共享经济的规制策略

共享经济使私人或企业等组织的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实现有效利用,具有交易结构横向化、主体多元化、客体零散化及权利性质进化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性。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亦存在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易诱发规制俘获及政府过度规制等问题。以往对共享经济进行规制的学说或过于微观具体或过于宏观抽象,以辅助性原则为视角对共享经济分别进行央地规制权和政府—市场规制权划分。其中,对于政府—市场规制权划分:平台类共享经济实行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给方的规制策略;直供类共享经济实行政府规制负外部性的规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