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边务组及其地位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边务组成立于1932年11月，1935年11月被撤销。设置边务组的建议，是为应对日军制造伪“满洲国”后继续煽动蒙古人分裂而提出来的。该组的人选符合留心边务、熟悉边务及与边防有关系的要求。该组的工作主要包括对边事的研究与建议、对边疆的调查与对族群的宣导，以及办理边区语文讲习所，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军事第一的抗战时期，边务组在党、政、军、教四大系统的边政机构中是更为重要的。对于该组的研究在中国边疆学构筑中具有重要意义。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为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而作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7年4月6日成立了边区政府。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把边区建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特别要以为人民服务为     

忠诚与创意的典范——缅怀原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

2006年5月是原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福建省省长魏金水同志诞辰100周年。此时,追忆起个人从事党史工作以来对魏老的见闻和感受,深感魏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创意堪称典范,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令我十分崇敬,且经久难忘。     

朱曼平妙用“三大法宝”书写闽粤边区斗争篇章

众所周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曾任中共闽粤边委特派员,闽粤赣边区党委副书记、边区纵队副政委等职的朱曼平,在福建长达十余年的革命实践,可以基本归结为是对"三大法宝"的具体运用。这在中共福建地方史上书写了引人注目的一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陕甘宁边区对抗日军人及抗属的优待抚恤述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从边区对抗日军人和抗属实施优待抚恤工作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适合边区战时实际的优待抚恤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对抗属和退伍残废军人的优待抚恤,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是在促进边区社会建设中的成功实践.     

萧军和金茂岳一次有趣的争吵--延安时期的文化技术干部之争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大批知识分子、“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不远千里投奔延安，边区政府也慷慨纳士，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丰厚待遇。但精神的崇高和世俗的平凡并无冲突，当这些满腔热血的才俊融入日常生活时，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开始体现出来。边区物质匮乏，百废待兴，因而在人才的具体待遇上主要依据其实际贡献大小实行等级制度，而文化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对边区的直接贡献又有区别，待遇也相应有所差异。在文化型人才眼中，技术型人才因技术的稀缺度似乎更受政府重视，且在日常生活里亦有挟“技”自重之嫌。一时间，“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观念尤为流行，而著名作家萧军的一次亲身经历似乎更加验证了这一说法。     

建国前解放区的“公车改革”

正在各地落实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公车改革领域不断出现新气象。公车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考验着执政者的执行力,而且也考验着执政者的公信力。有不少学者把公车改革的发轫追溯到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从那时算起,到今年已将近20个年头了。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考察——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为完善的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行使议决和立法职能,树立民主权威;畅通诉求,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改进工作;教育民众,锻炼民众的民主能力,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合法性,推动了边区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因此积累了丰富的民主执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