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儒”视角审视贞观重臣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帝王作用的凸显是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尤以梁、陈时代为甚,当政者们参与创作,以帝王之尊赋予了文学创作及其审美以相当的影响。直至隋,文帝不悦诗书,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文学,而后的隋炀帝偏爱南朝靡丽文风,重用虞世基、许善心等文人,文学又得以振兴。至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历经陈隋、颇具文名的虞世南的选贤任能与文学才华相结合,促成了唐文学以新的发展。然而,唐太宗强调国家治理须靠吏能的＂贞观重臣＂现象又从另一方面消减了文学之于选贤的权重。于此,以＂文儒＂视角考察贞观重臣,我们认为,唐太宗治国选贤并非出于单纯的文学才能,他看重的更是吏能。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更多是一种君臣的唱和,而并非选能当然之条件。     

张安世:三朝重臣九世封侯

最近,中央电视台以现场直播形式报道了在西安挖掘的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地的新闻,在海内外引起不少的轰动。张安世是张汤之子。性谨慎,以父荫任为郎。汉武帝时,因其记忆力强,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汉昭帝即位,拜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昭帝死后,他与大将军霍光谋立宣帝有功,拜为大     

近代日本内阁首相产生机制研究

近代日本在内阁更迭之际,拥有任命内阁首相大权的天皇,不直接指定继任首相,而是就首相人选咨询于一些特殊集团,这些集团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奏荐给天皇,再由天皇降旨给被奏荐者,命其组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产生继任内阁首相时的奏荐机制。首先从制度层面分析这种奏荐机制何以能够产生和存在;进而分析参与奏荐的元老、以内大臣为首的宫中、重臣等势力的构成及性质;并依据不同时期参与奏荐的主体的演变,将奏荐的历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进行阐述。通过奏荐产生内阁首相是近代日本有别于其它国家的一种政治现象,体现了近代日本天皇制非立宪的一面。     

周洪谟年谱后记

数年前,川南数文人于张处士家一次酒会,后为长宁之"谷雨听雨"之滥觴。此会发端者之一,武昌籍长宁人氏刘大桥也。旋即,予告刘氏,撰《周洪谟年谱》乃我毕生之志。刘氏言:如是,功德无量。从此,我信心倍增。十余年间,我于周氏学问及周氏家牒,精心问津,毕恭毕敬。先有专文,后觉其年谱方能洞其真谛。于此,经十年光阴,去年9月,《名儒重臣周洪谟之研究》刊行时,《年谱》略毕。     

古人为何清廉畏人知

胡质、胡威父子,是三国、西晋时的重臣要员,在当朝和中国历史上都以清廉而闻名。有一次,晋武帝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回答说:我不如我父亲。武帝又问:你父亲哪些方面超过你呢?胡威回答:我父亲清廉,但唯恐     

张之洞的争与不争

争与不争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大境界,正是在争与不争上的超越,才造就了张之洞的伟业。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名列第三,被誉为探花,这也该算是"高中"了。但是,据说他对此结果十分沮丧,甚至打算自杀。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高中状元。他曾有个口号,"平生不做第二人想"。     

风华绰约的褚遂良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武德初年随父亲褚亮入唐之后,始终得到唐太宗及父友魏征、虞世南、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眷顾.褚遂良一生以“骨鲠风采”为世人称道,书法亦与欧、虞并称,时有“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的赞誉.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碑刻,《褚摹兰亭序》及传为其书的《倪宽赞》《枯树赋》《大字阴符经》等墨迹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