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逮捕的意义与途径

比较分析,并借鉴国外的保释改革运动,结合我国国情阐述了减少逮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途径。     

我国民法典草案抵押权制度的缺失和修缮

我国民法典草案抵押权一章应增设企业财产集合抵押制度以促进资金融通;确认抵押物与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的价值比不应限制为大于和等于,还可以是小于;应建立体现抵押权不可分性的相关规范;关于抵押权实现的顺位,次序权既要保障前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数额上受偿的优先,又要保障其债权受偿期限的优先,并采纳次序固定主义为我国抵押权次序变化原则。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

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加上诸多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可以得知: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当然,这些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电报的有关内容还有些矛盾,需进一步研究。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一直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在新形势下,应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其内在精神。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分析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降低政府机构成本、工资成本以及官僚主义所产生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多方面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会产生“释放效应”。     

简论职工劳动债权与有担保债权在破产清偿中的顺位问题

从1994年开始起草,到2006年的最终通过,《企业破产法》十二年迟迟没有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职工劳动债权与有物权担保的债权的清偿顺位问题存在争议。究竟何者该优先受偿一直是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本文在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释放与覆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范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共时性挤压”成为世界发展的共同历史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特殊的路径和逻辑,其发展演进也表现出独特的范式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是“释放”,体现为国家从市场和公共性领域的主动退出;演进的范式是“覆盖”,体现为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不完全替代和对国家社会性的完全替代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段炼”官场

<正>官场段子,从来都不止一面。一方面,它释放了社会压抑情绪、促进了交往、娱乐了大众,有利于舒缓民情,营造和谐社会;一方面,它却借助宣泄性叙述,在嬉笑怒骂间表达个人和群体的解构性意识,对社会主流舆论构成腐蚀;一方面,它还是舆情的放大镜,直指转型过程中一些官场现象、生态、甚至病灶所在,值得认真关注与研究。     

构造与博弈:互联网监控的权力关系解构

基于互联网运行结构形成的监控体系在逻辑构造上由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构成。两种逻辑进路围绕政治逻辑形成了国家、商业组织与社会个体三方参与的权力关系。由于各方利益主张不同,权力关系时刻处于博弈之中。作为监控者,国家与商业组织会在绝大多数情境中采取合作策略,而在利益严重冲突时则转变为对抗策略。无论监控者之间采取何种策略,均将使作为被监控者的社会个体利益遭受损害,加剧了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家为调和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各方在监控关系中的利益顺位。由于立法程序也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社会个体利益始终放在末尾,这种权力关系还将长期处于博弈状态中。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及其诉权顺位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确定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其前提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是一种专门公益诉讼,不应对其进行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的二元界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应当包括检察机关、政府环境管理机关、环保团体和公民个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应当根据公权主体优于私权主体的原则,按照政府环境管理机关、检察机关、环保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先后顺位来行使环境公益诉权.     

进一步释放改革活力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社会发展活力。让社会活力与市场活力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的改革才能寻求到"最大公约数"。然而,现实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发展活力释放。如何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改革活力,考验着各方的决心、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