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月革命中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凯歌，西伯利亚拉开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序幕，到1918年3月，各地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产物，但与欧俄地区相比，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这一特点根植于西伯利亚特殊的土壤，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曲折命运。     

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方案述评

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最初的设计方案到最终变为现实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19世纪30-50年代，提出最早的一批西伯利亚铁路设计方案；60-70年代，出现乌拉尔一西伯利亚铁路方案，其中的北线、南线和中线方案各有不同的支持者；80—90年代，各种较成熟的铁路设计方案纷纷出台。无论哪种设计方案，代表的都是不同集团的利益，乌拉尔和欧俄的工厂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试析19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在俄罗斯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西伯利亚流放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历史,其罪恶自不必言,然而在这血和泪的洗礼中,西伯利亚这片沃土孕育了流放者的思想之花,西伯利亚流放者为俄罗斯思想的形成奉献了一己之力。可以说,流放犯在流放期间的思想成果是俄罗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19世纪的政治流放者为最。     

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因素分析

21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能有效利用自身客观因素的国家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的道路,而俄罗斯在这一背景下却表现出整体衰落的趋势。但是其高新技术综合体却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专家队伍也有能力开展高水平的科技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高新技术综合体起着俄罗斯经济发展领头羊的作用,可以带动俄罗斯经济走出危机。建立创新型的现代化经济可使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空间中,而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巨大的自然资源潜力以及明显的科技潜力和人才潜力,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特殊作用。     

浅论西伯利亚流放

16世纪末,沙俄统治者在占领西伯利亚后,即把那里确定为新的流放地。在随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大批的刑事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而无论是作为惩罚措施,还是移民手段,抑或是为了排除对其统治的威胁,西伯利亚流放都显得微不足道。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覆灭,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被最终废除了。     

西伯利亚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天然气的储量和开采量均占世界第一位。天然气工业是俄罗斯燃料动力工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西伯利亚地区是俄罗斯主要的天然气产区。这里的天然气不仅储量大,而且质量高,是俄实现与亚太地区国家能源合作的重要基础。天然气工业集团是西伯利亚地区天然气资源国际合作的主要运作者,依靠控股公司实现对西伯利亚地区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及运输。     

试论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信用合作化运动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在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信用合作社，在十月革命前大约半个世纪时间里西伯利亚信用合作社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量信用合作社联盟。西伯利亚合作社及其联盟为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低利息贷款，为西伯利亚的农民提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用品，帮助居民销售商品。     

黑龙江省落实中俄两国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对策研究

中俄两国签订的合作规划纲要对黑龙江省的发展意义重大。一年多来,虽然黑龙江省落实纲要动作积极,但俄罗斯在纲要落实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一直困扰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黑龙江省应以落实规划纲要为契机,结合"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转变观念,确定思路,在新一轮的中俄区域合作中抢占先机。     

西伯利亚名考

对西伯利亚名称的研究由来已久，人们往往根据西伯利亚的地理位置、历史，结合历史文献及当地民族的归属进行考证其名称的来源与意义。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然而，仅仅考虑上述方面还不足以科学地对西伯利亚的名称意义进行解释。本研究认为，还应该从历史语言的角度，通过讨论同源词来进行佐证才能够科学和合理地解释西伯利亚名称的意义。从语言的同源词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西伯利亚名称的意义可以局限在两种比较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为源于阿尔泰语系的“泥泞、潮湿”之地，另为“鲜卑”。而“泥泞”才是合理的释义。     

Exceptions to Authoritarianism? Variegated sovereignty and ethno-nationalism in a Siberian resource frontie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 is far from uniform but rather, characterized by exceptions and diffuse sovereignty. It responds to a literature exploring the use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Kremlin’s governing practices through the idiom of “exceptions to authoritarianism.” The dominant conception that culture is strictly instrumentalized by the Kremlin for regime legitim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o-called power vertikal is countered by anthropologically examining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Altai Republic. More specifically, the Gazprom-sponsored renovation of a museum celebrating Altaian indigenous culture is explored. This contribution highlights the agendas, interests, and players defining the culture-political fields of practice in authoritarianstates by analyzing how Gazprom enables the blossoming of indigenous cultural institutions. It repositions Gazprom, which successfully enabled a temporary exception to centrist policies, as a parastatal company, located between the global market and authoritaria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