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的“正规化”: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政服务企业——基于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

在非正规就业盛行的家政市场,家政服务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待考察这些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的就业效果。通过分析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数据,发现家政服务企业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家政业内不同工种的收入差距,改变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原有结构。伴随管理者企业的介入,家务员收入大幅提升,母婴护理员和家庭保洁员的收入则出现下降。家政企业对工人收入的改善和工作正规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本文不仅呈现了家政就业市场内部的异质性,为家政工作的正规化讨论提供中国经验数据,还指出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在以女性为主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上的特殊性,具有一定政策意义。     

The politics of mortgage credit expansion in the small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Abstract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literature claim that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are vulnerable to asset booms and busts because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shrinking welfare states and a political ideology emphasising financial self-sufficien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mortgage lending in three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 Denmark,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 This expansion is puzzling given that all three countries are CMEs with generous welfare states. Yet the pattern of mortgage lending resembles the Anglo-Saxon or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 more than other CM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ortgage bubbles in the small CMEs emerged as the unintended outcome of pairing neoliberal programmes to expand home ownership with collectivist housing institutions. This resulted in supply restrictions and rising property values which saddled households with extraordinarily high mortgage debts. In short, mortgage credit bubbles are not unique to Anglo-liberal welfare states and may have different origins.     

建立宏观调控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

国家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对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地位与私权利保护极易产生损害 ,所以在国内法律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 ,建立对其有效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建立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 ,具有经济学与法治主义方面的理论根源和权力观念基础。它对我国宏观调控法律研究上升到全面性与系统性之层次以及指导立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论公司经营范围的准确定位

公司作为一种营利性组织,必须以其组织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为基础进行经营活动。传统公司法中,对超范围经营活动,法律赋予其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转变,经营范围的绝对性受到了质疑。本文分析了经营范围的功能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用相对无效原则。不将其全盘否定,放宽限制,给公司充分的经营自由,同时兼顾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中国外资银行监管与中国入世承诺的履行

WTO规则促进了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既是机遇又意味着挑战 ,本文针对WTO规则中有关银行业的规定与我国相关承诺中涉及的外资银行监管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 ,并就我国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股权分置改革的市场反应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为视角

本文以深市中小盘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市场对股权分置改革各批次各事件期反应不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越来越成熟了;流通股东在中小盘股改中获得了短期利益,非流通股东获得了流通权;流通股东参会率等变量对累计异常报酬率有显著的解释作用.这表明只有非流通股东具有诚意来设计对价方案,流通股东积极参与,才能达到共赢.     

监管失灵与市场监管权的重构

从中国市场监管权的制度设计看,明显存在定位模糊、设立缺乏合理考量、配置分散、监管者非专业性等缺陷,实质上是“政企不分”、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以及权力文化等体制痼疾在监管法制架构上的一种表象。因此,必须在推进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厘清政府经济职能、明晰政府经济职权的内涵和范围、重塑监管机构、设计适当的控制机制等路径,实现市场监管权的重构。     

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生态解读与思考

行政生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具有里格斯笔下的过渡社会的某些特征,即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本文运用行政生态理论解读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尝试从经济、社会、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结构这五个主要的生态要素来思考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关系论

根据法理学有关法律部门调整对象单一性的理论,金融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由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以及金融交易法等三部分组成。但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上,即表现为随意把与金融调控法性质迥异的金融监管法或金融交易法划入宏观调控法体系。当然,如果说金融交易法与金融调控法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话,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之间则确实存在着让人容易混淆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从调整对象、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方面入手,对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的差异作出区分与比较,以求对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入世”对我国价格和价格宏观调控的影响及其对策

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关税将大幅度降低，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削弱，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内市场的各类商品将进一步放开，国内外市场的商品将进行公开的、无扭曲的公平竞争，这就为我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对接，为价格的宏观调控的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入世”后，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国内的第三产业价格及收费和第一产业的农产品价格。面对“入世”的新情况，为了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我们必须加大市场价格体系的改革力度，形成新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