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亚的区域主义

区域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发展的潮流,东亚也概莫能外.本文就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东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动力和特点.东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都比较特别的区域,区域内的合作有着自身的困难,本文也在其发展的障碍和克服障碍的措施上做了探讨.     

儒家伦理在当代东亚的命运——以韩国为例

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对东亚各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中外所有朝代中，韩国漫长的李朝无疑是儒家化最为彻底的。但在当代东亚，儒家传统伦理与市场经济是否相融?本文以韩国为例，分析了儒家伦理在韩国社会确立主导思想地位的过程及其面对挑战所作的改变，从而得出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同样的传统伦理所发挥作用的性质、功能及其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结论。     

亚太格局与中国的东亚战略

一、单极格局和多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格局的特征正确判断世界格局是构建东亚战略的基础。现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的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以及美国力主独霸世界的单极格局同时并存。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近年来美国综合国力非但没有减退,增强的力度甚至还明显大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态势在今后5-10年内不会发生实质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论中国对东亚大市场成长的主导效应

踏上21世纪的历史碑界,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多元化的市场操作取向,要求我们必须在“10+3”框架下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为战略依托。由于中国在东亚大市场成长中的现实作用受到高度重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已使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中国市场空间对东亚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与大多数东亚国家又遵循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必然有利于中国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主导效应,所以中国应当大力推进东亚大市场在成长中走向成熟,使之在未来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并驾齐驱,从而形成西欧、北美、东亚三大国际重量级市场的鼎立格局,以利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自由贸易的神话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难题

一、东亚贸易：历史与当代的变化 早在几百年前,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一直就很频繁。当时的东亚国家为了获得类似胡椒和香料这些“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就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经济交往关系。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文章将“信任赤字”定义为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并尝试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差异,从而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认为,不同程度的“信任赤字”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阶段,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以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等耦合性因素所引起的“叠加效应”。     

印度合同法律制度述评

1872年《印度合同法》是普通法系第一部成文合同法,它早于英国《买卖法》21年制定.印度合同法选择了成文法的形式,弥补了判例法的缺陷,也更容易为未经系统法学教育的法官所掌握.英国以该法为基础,在印度建立了统一的交易秩序.在《印度合同法》颁布之时,普通法的精神已经由英国法官建立的判例法和英国在印度的法学教育渗透进了印度社会.虽然印度本土宗教法中已经出现了合同法的要素,但最终还是在移植英国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合同制度,建立了现代交易所需要的“公平、正义和良知”的价值体系.印度合同法也对英国传统的合同制度进行了变革,最典型的表现为对价、要约与承诺和主体资格三个方面.这些变革吸收了英国合同法在理论上的发展成果,但部分内容在逻辑性上存在缺陷,使相应的制度效能受到了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