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之体系建构与实施路径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尚未成体系,针对性不强,项目实施流于形式,矫正效果不理想。为改变这一现状,需借鉴国外成熟、先进的经验,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分层次建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体系:第一层级,禁止令、社区服务令等法定矫正项目;第二层级,家庭关系类、社会交往类等必要矫正项目;第三层级,体能训练、同伴指导等可选择矫正项目。在矫正项目的具体实施上,应明确合适的项目实施主体,充分评估矫正需要,合理设计矫正量以及科学评价矫正效果。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天平两端:新闻监督&人格权》系列报道之二 证据为主:属实与失实如何把握?

新闻从个案报道中来。由个案而起,抛出问题,令人深思。判决到个案审判中去。因个案触犮,化解矛盾,定分止争。“范志毅‘睹球’侵权案”“考拉海购‘售假’侵权案”“世奢会诉媒体侵犯名誉权案”—作为新闻媒体侵权典型案例,在我国传媒界和法律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两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如何规制及保障新闻媒体监督权,常说常新,探索不断。研究个案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从三个个案说起……。     

社区矫正中心的功能定位与运作模式研究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国建成社区矫正中心2795个,占全国县建制数的97.8%。截至2018年底,浙江省协调落实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975万元,全省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基本完成。司法部推动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的初衷是从加强场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的。在《社区矫正法》未出台、社区矫正机构尚不明确的情势下,绝大多数司法行政机关把社区矫正中心作为一个工作平台或矫正场所。     

创新社会治理

社区矫正法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档案法(修订草案)围绕社会治理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     

江苏省司法厅 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做好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

今年4月24日刚刚出狱的王某某来到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街道矫正办,神情沮丧地向矫正办工作人员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他曾经因犯票据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出狱后发现原住房已拆除,无处居住,也不知道怎样找工作。因为他的犯罪导致离婚、儿子被判给了女方,老父亲因失去了唯一的孙子而对他十分痛恨,拒绝接纳他回家。现在他感觉生活没有希望了,说:“还不如再被关起来好”。     

改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新路径

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立法化倾向,给刑事司法实践平添了诸多难题,而学界针对此提出的加强法官解释的种种主张,又因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付诸实践。面对此种悖论与困境,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个案解释方案,即办案法官在处理刑事案件适用刑法遇到疑难而向解释机关提出解释请求时,由解释机关就该案所涉及的疑难刑法规定作出的个别性解释。这种解释仍然属于有权解释,但它的机理汲取了判例法的营养,故它既有利于刑事法制的统一,也有利于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还有助于法院刑事审判系统的改革。     

司法行政信箱

75缓刑的适用条件是什么?问:贵刊2006年第4期的“司法行政信箱”解答了假释问题。现在社区矫正对象中还包括缓刑这一类犯罪人员。请问,什么是缓刑,缓刑的适用条件是什么?此外,缓刑与假释有什么不同?(上海梁万红)答: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鉴于其具备了法定条件,从而     

再谈慎待“个案监督”

目前，有些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在实施个案监督时，不仅把司法机关办理的具体案件列入其中，还把政府行政执法部门的具体案件列入其中。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加强人大个案监督工作，实际上是混淆了“人大个案监督”与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正常工作监督的界限，失去了“人大个案监督”的特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