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非法运输爆炸物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

基本案情 李甲和李乙为同村的叔伯兄弟，李甲为炒制炸药，租用李乙的贷车。二人一起购买好炒制炸药的原材料拉回李甲家。两天后，李甲炒制好炸药，给李乙打电话说：“晚上帮我拉点贷。”李乙表示同意，后二人在运输炸药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整个过程中，李甲没告诉李乙自己买这些材料的用途，请其拉贷时也没说是拉炸药。在侦查阶段李乙供述自己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本地炒炸药的人多，自己了解炒制炸药所需的材料，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就是去炒炸药。两天后请自己拉货，知道就是拉炸药。     

论《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修改

近几年,我国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煤矿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生产经营的安全,惩治那些不重视对安全生产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投入、建设、管理和维护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进行了修改,但是修改后的条文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表述上不明确,在司法上不能得到准确适用。因此,有必要对本罪构成要件中的危害行为、主观要件和主体要件进行讨论和分析。     

民主应低调开始——张灏访谈

在中国的环境里,要保住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念,应该是从低调开始,要不然很难保住民主的信念。     

试论侦查活动中刑事证据的真实性

刑事证据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其真实性包含实质真实与法律真实两个方面。侦查活动中,既要注重对证据实质内容的调查与论证,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统一,又要严格法律程序,使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专利引诱侵权之主观故意的认定——以美国阿美山姆诉培肯艾尔莫案为视角

如果只有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这几种行为才构成专利侵权的话,在很多情况下,专利权人得不到真正的保护。比如,专利权人拥有一项关于A产品的专利。某个厂家大批量地生产了A产品的大部分零件并成套出售;顾客在购买了这种成套的零件之     

构建国民内心和谐的有效途径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的终极意义就是要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一方面,要靠政府的善治来提供外在的条件、环境和空间，让和谐社会作为国民幸福的根基；另一方面，更要靠我们同民个体构建内心的和谐来获得。所谓内心的和谐（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人的主观感受对于外在世界的反映达到一种协调，表现为满意，进而产生和谐、愉悦的感觉。内心的和谐往往是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是国民个体主观感到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而若想构建内心的和谐，就必须在明确影响国民内心和谐的三大心理要素即个体的性格、认知、情感的基础上，调整好国民的心态，让国民正确看待社会，努力培养国民的健康人格，从而尽可能让国民拥有更多的幸福。其具体构建内心和谐的途径有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