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形势涉外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2020年工作回眸

2020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心任务,奋发进取,积极作为。一年来,涉外立法、对外交往、涉外发声、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     

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遗嘱形式及其形式要件完善

民法典继承编应当对打印遗嘱设置更为严格的条件,除要求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尚应在打印遗嘱的每一页上要求遗嘱人、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日期。应明确规定口头遗嘱的适用范围,同时允许见证人使用书写之外的记录方式。在见证人无法觅得的情况下,允许遗嘱人运用现代通讯方式将其遗愿告知见证人,以给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订立口头遗嘱提供更多的使其有效的方式。应对录音遗嘱的具体见证程序和内容予以完善,制作录音遗嘱时遗嘱人、见证人应分别口述自己的姓名、性别、籍贯等身份信息以及录音遗嘱的制作地点、时间。密封遗嘱既具有自书遗嘱之私密性,又具有公证遗嘱之强证据力,而且密封遗嘱如不具备应有的形式要求,尚可转换为其他遗嘱形式。     

省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 “六个走进”树立银发组工新形象

"现在我们老同志的活动越来越主流,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党员干部群众的反响越来越好,我们自己也越来越精神!"省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书记郭金弟参加全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比学赶超"座谈交流时有感而发。近年来,云南省委组织部不断强化部机关离退休干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在成功创建首批省级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银发组工新形象”正能量活动。     

经典艺术的现代定位

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经典艺术形式该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考察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中国昆曲当前的演出状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经典艺术在“展示传统”与“感召现代”     

编写通俗理论读物的良好开端——简评《2006理论龙门阵·构建和谐重庆》

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编的《构建和谐重庆》一书近日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巴渝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摆“龙门阵”的形式，把如何构建和谐重庆的一些理论观点、理论热点等话题，通过摆“龙门阵”的交谈方式娓娓道来。由此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理论龙门阵”的通俗理论读物的编写形式。尽管还有需要总结、完善、提高的地方，但作为我市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编写的第一本通俗理论读物，当是编写具有重庆特色的通俗理论读物的良好开端。     

提高县级人大常委会审议质量要重视“三个抓好”

听取和审议县级“一府两院”的工作，是法律赋予县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县级人大常委会对县级“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的有效形式。近几年来。各地在提高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质量方面作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很多经验，笔者认为。要提高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质量，关键在于“三个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