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新农村建设中建立新农会的可行性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组织，以保证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本文探讨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建立新农会的意义，并阐述了建立新农会的可行性。     

建国以来湖北省农会组织历程回顾

建国后，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先后经历了农民协会、贫下中农协会和农会三个发碾阶段，在全国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建国后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命运，是全国各地农会组织命运的缩影。其消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会组织的定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二是农会组织并没有真正同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马东乡消费合作社旧址——官陂马坑楼仔村

<正>官陂马坑楼仔村位于海拔千米高山——龙伞岽东北侧的山麓上,耕地极少,村民主要靠出售山货维持生计,日子艰辛,革命意识强烈。早在1929年,中共闽粤边工委就先后派詹阿三、邱阿尧、余登仁、谢卓元等党员干部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马坑楼仔村与石下、炉坑等乡村同     

利益集团视阈下的农会组织问题探讨

农会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在清末就已出现,上世纪80年代基本消失。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明显。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下,建立农会组织可以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维护农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协助政府进行管理。     

当前两岸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阶段和新动向

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是整个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大陆和台湾的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共同的命题和任务。在当前台湾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发展理念已经开始从经济维度转向永续发展,乡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开始从过去的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农会组织面临着去行政化的现实挑战;而大陆乡村治理则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总体性的体制转换。需要立足于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观察、归纳和提炼其经验教训,以提供理论、实践和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重建农会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建立农会是农民争取"国民待遇"公民权的需要,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农会的认识存在误解、农民缺少组织化的行为习惯、缺乏法律支持制约着农会的建立。要认真分析、切实找准工作切入点,努力使建立的农会切合实际,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发挥其功能,使广大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浅析中国农会建立的必要性和现实性障碍——以利益集团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农民身上。同时,伴随着农村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农民自身的利益也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时代呼唤一种能够整合农民利益,搜集和上达农民利益以达到影响政策进而增进农民利益的组织———农会的出现。笔者将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农会加以分析,力求回答在当前中国建立农会的必要性和现实中存在障碍两个问题。     

一枚东江暴动纪念章——海丰农民运动的缩影和见证

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和紧张复杂。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我党在广东省海陆丰地区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在中共东江特委的组织策划领导下,海陆丰地     

重建“新农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阶级斗争意识影响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农民协会只是作为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这不仅是党的"国家--乡村社会一体化"的战略必然结果,也是由于当时农会的自我性质定位的过渡性、自身缺乏自主性和独立的目标体系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上、制度上、法规上等重视重建新农会,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