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到西安督责“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高级随员十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征得杨虎城和周恩来同意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并执意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出乎杨虎城的意料。张学良这次去南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杨虎城深感忧虑。     

朝鲜核试验引发东亚变局

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核试验,引发东亚地区重大变局。联合国安理会做出1718号决议对朝实施制裁,但中、韩、俄、美、日对1718号决议的解读各不相同。朝核危机的持续存在,为美国继续控制韩国、日本提供了理由;日本显露出借机谋求东亚地区主导权的意图。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韩日借机升温军备竞赛。要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核问题必须回归和平解决的正确途径,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才是正途。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座谈会

1990年6月20日,《中外法学》编辑部在北大勺园举行了"联合国国际法十年(1990—1999)"座谈会。外交部条约司孙林司长、刘振民和高燕平同志、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等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畅谈了"联合国国际法十年(1990—1999)"和国际法教育的有关问题。现将与会者的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说不尽的西安兵谏

西安兵谏之所以说不尽,一是题旨重大,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捩点;二是涵盖复杂,涉及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兵谏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     

“和平进驻”黄岩岛——树立解决无人岛礁争端的典范

最近媒体对"黄岩岛模式"屡有提及,但是却缺乏核心要素。"黄岩岛模式"似乎被定义为努力和平解决,但敢于斗争,敢于强硬,不怕战争的模式。在这种比较粗糙的议论中,还缺乏比较关键的内涵因素。而且,这种认识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一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二是简单地诉诸战争。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国际背景、条件、中国国情及对方国家现国情之下,想同周边有领土争端的国     

和平解决东海争端法律研究

和平解决东海争端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这一国际法之基本原则的体现,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中日东海争端根源于大陆架划界,并因能源开发而激化。中日划界主张的法律分析显示了双方分歧的严重性,共同开发成为现实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一种临时措施。共同开发必须以原划界争端为体制基础,同时,共同开发又为最终划界协议的缔结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的地位与作用

自第二轮朝核危机以来，中国积极斡旋促成了北京三方会谈，确立并巩固了“六方会谈”机制。通过“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虽然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缓解紧张局势、协调各方立场和出色完成会谈各项任务的重要作用，但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仍取决于朝美是否能达成妥协。正因如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六方会谈”框架，规劝朝美并充分发挥韩国的协调作用，协调俄、日相关国家立场，制定好应对“六方会谈”失败的策略。     

西安事变中的毛泽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由此爆发。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张、杨两将军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贵州新军阶层的兴起

晚清时,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诞生了,而贵州新军则兴起于1901年,当时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直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这是贵州建立新军的标志. 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对新军进一步“酌量征募,归并训练”,人员迅速增至1 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新军这一定制一直延用至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士兵持洋枪,做洋操,异常抢眼.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与技巧及其现实意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兵谏”的方式突然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中，由于蒋介石在南京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又引发了东北军内部兵变的“二二事件”。能否正确处理这两个突发性事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