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应用基础研究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旨在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抢抓新一轮全球科技发展先机的必然要求和有力支撑。由于缺乏整体战略布局,内生动力不足和产学研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原因,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应用转化率较低,缺乏顶尖创新人才和企业,制约着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创新机制体制改革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末位淘汰制下解雇行为的合法性辨析

【裁判要旨】实践中,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实质多为以不能胜任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雇行为合法性的判定依据在于其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其关键在于对劳动者能否胜任工作的认定。     

权利要求的解释与专利侵权认定——以海斯凯尔公司与弹性测量公司、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专利民事侵权诉讼中,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脱离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且应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进行专利侵权认定时,应根据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将技术方案的比对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部分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进行;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或某些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对应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时,不宜因对证据真实性的怀疑采用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侵权。     

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

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了共享经济运行结构中的"软基础",成为了消费者判断共享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要素。共享经济的"软基础"关系到这一新经济业态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共享经济的信用监管通过信用评估对其相关主体的未来行动能力进行判断,具有稳定、连续、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巩固共享经济的"软基础",稳定共享经济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经济的监管歧视,还是多元主体开展合作监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监管与共享经济有很好的契合性。为了提升共享经济的监管效能,要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垒,净化信用信息数据。     

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