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美伊关系的症结及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新发展

2019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也是美伊对抗的40年。美伊关系的症结在于各自国内均存在强大的反对对方的政治势力,特别是美国社会对人质危机的记忆以及反对伊朗的政治游说严重限制了美伊关系的发展。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始于"伊朗伊斯兰政权问题",延伸出"伊朗核问题",又因"伊朗扩张问题"而更加复杂。其中,"伊朗核问题"是近期美伊敌对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上述三大问题相互叠加、相互联动,"伊朗核问题"将会更加复杂难解。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复杂环境下的消费提振与经济发展

消费是我国经济、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源泉。疫情危机后,提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消费券短期刺激消费,可以尽快启动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但打造国内经济循环市场,冲抵国外疫情对外贸的影响更为迫切。投资民生、保障民生,提高国民劳动收入份额,是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形成新的复杂环境下国内经济平衡的关键。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逐步建立国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心,可激发民众长期消费热情,助推经济增长。     

代位析产纠纷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代位析产制度的属性,以及现行法所采取的诉讼模型出发,分析该制度与分家析产、共有物分割、债权人代位权三类诉讼的联系与差异,并就该类诉讼是否以查封共有财产为前提、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被执行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涉及的可分共有关系包括哪些、代位析产中共有财产的范围如何确定、被执行人或轮候查封的申请执行人能否提起此类诉讼,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时能否提起此类诉讼、共有人达成共有物分割协议的,法院又应如何处理等诸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世纪协议”真能带给巴以“双赢”吗?

从形式上说,美方将“中东和平新计划”(也称“世纪协议”)冠以“世纪”之称谓,不外乎是强调其分量之重,有自戴高帽之嫌;从内容上看,美方标榜其构想为巴以双方提供“双赢的机会”更是言过其实。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该方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倾向以色列,说是“世纪偏袒”似乎更为贴切。     

王某等人诉A市自然资源局房屋登记案

【基本案情】王某与郭某某系夫妻,二人通过A市某房产中介公司购买了陈某某一处房屋,郭某某在买卖合同买受人处签字。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杨某以办理房产证税费的名义收取王某等二人16700元。后杨某为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少缴税费,找到A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林某,由其伪造王某与陈某某的结婚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等用来办理相关房产登记。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2021年1月25日,北京)尊敬的施瓦布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     

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对涉及人权问题的投资纠纷的审理

国际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在仲裁中提出人权方面诉求的情况在最近十几年里缓慢地增加了,仲裁庭只有在仲裁管辖条款能够覆盖人权问题,并且当事人所选择的适用法能够为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的情况下,才能就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纠纷做出裁决。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不适宜作为审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的理想场所。我国应该支持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主要通过东道国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