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值得信仰的

<正>法治作为一种理念或一种目标,是值得信仰的。法治只有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被信仰,才能引导人们树立一种法律至上的理念,也才能召唤人们为了这种理想、信念去献身。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两千年来一直被法律人所传诵,并且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所共同探讨的话题。苏格拉底以其自身之死宣扬了尊重程序正义的理念,同时也以自己的殉难昭示了一种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当他陷入囹圄时,好友克力同前来营救,但苏格拉底断然拒绝。     

历史上“法与权”的博弈

"法治"还是"人治"?这是非常重要又比较敏感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从理论上说,"法治"优于"人治",法比权大,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有一定距离,现实中有法大于权的,也有权大于法的。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情节恶劣,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大学士九卿会议"依法"定为斩决。但乾隆皇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重议"。当"重议"结果为"请照初议"时,乾隆对支持九卿之议者"大加斥责",以"罪疑惟轻"为由,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     

让法治成为领导干部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

法治正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法治浙江建设的深入推进,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浙江的实现。我们必须把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能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破除影响和制约领导干部厉行法治的旧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崇尚法治权威,提升依法办事能力,让法治成为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     

拆迁条例修改必须“拆”掉“三种意识”

由暴力拆迁引发的悲剧事件频频发生,推动了拆迁条例的修改。笔者认为,新拆迁条例必须拆掉三种意识,否则难言成功。其一,必须拆掉公大于私的意识。一些地方之所以引发拆迁矛盾,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官员把公看得比私大     

建设法治中国要破解权大于法难题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建设法治中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法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法治在保障人权、规范权力、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法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限制

正考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限制,对于依法治国意义重大。我们知道,管理者是通过掌握一定权力如指挥权、人事权、考核权、强制权等来实现管理的。如果被管理者拒不服从,管理者就采用一定方法迫使被管理者就范。而为了让被管理者正当权利免受权力非法侵害,就要赋予被管     

前沿视点

叫停"形象工程"的法治反思田野在《浙江人大》杂志撰文说,这些年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所以泛滥成灾,原因固然很多,诸如"一把手"权力过大,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审批不严和建设监管不力,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或缺,等等,但根源则是"法治缺失"。一是权大于法。刚刚落马不久的申维辰,主政太原期间他个人可以擅自更改设计,将绿地、公园建为"新地标";被嘲讽为"规划之神"的万庆良主政广州后能毫无阻力地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大大小小的"一把手"们所     

腐败·举报·法治——对上海社保案“有腐败，无举报”怪现象之解读与反思

“有腐败，无举报”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无奈的制度缺陷。破解“有腐败，无举报”这一难题，需要标本兼治，既要在短期内扎扎实实地完善公民举报制度，理顺举报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定，又要高瞻远瞩立意长远，逐渐培养起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法治意识，用法律至上的武器摒除权大于法的陋习，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消灭法外特权和法外之人。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     

“1+1”大于“2”

带动乡村振兴发展,服务格林农业这一跨村大型企业,是联合党委的初衷也是核心任务。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对此,我的感受颇深。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党委的同志们集中讨论了保洁员岗位分配事项,我印象十分深刻。产业项目工程给各村提供了工作机会,保洁员正是其中的一类。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借力实现涉外法律服务新腾飞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业如何乘此东风,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法律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政策支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多处、大幅提出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这在党的如此重要的文件中如此提及,充分反映了党对发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