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 作证是否可取

所谓悬赏作证，简言之就是利用某种报酬奖赏，要求别人作有利于自己的证词。尽管悬赏形式各异但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悬赏别人作虚假的有利于己的证词，也即对方并不知实情，但在报酬的诱惑下作了对方捏造的，有利于对方的证词。其二，悬赏别人如实陈述其所知，也即对方知有利于己的实情，但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披露，而想通过悬赏让他陈述出来。就第一种情况，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其合法性与否作了明确的规定。     

被告人心理状态与审讯策略

<正> 以前研究审讯策略问题时,主要注意力大多放在被告人的气质、性格、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像等心理现象方面。最近,许多学者已着手研究被告人心理状态在审讯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的问题。他们达样做是有根据的。例如,达维多夫指出:"人的哪些心理应用哪些方法来影响,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认为心理状态是心理现象中的一个独立状态。在瓦西里耶夫、多斯普洛夫、杜洛夫、格拉兹林、拉季诺夫、罗什、茨维特科夫等人的著作中,对被告人     

如实供述义务规定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如实供述为被追诉人的义务,但也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二者存在冲突.将如实供述设定为义务虽然符合探明案件事实的刑事诉讼目的 ,但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容易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为此:应当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侦查人员权利告知行为,保障被迫诉人的律师帮助权;进一步完善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以自愿性供述为前提,平衡刑事诉讼中公权力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关系.     

浅析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近年来保险消费者因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败诉的比例居高不下,保险消费"投保容易,理赔难"的观念也愈发高涨,逐渐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本文从消费者角度入手,从如实告知义务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方面简要陈述,分析了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取代可靠性成为美国口供规则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对人性尊严和人类意志自由、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政府守法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追求.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更使被告在监禁下供述的自愿性获得了程序保障.尽管在自愿性的证明和判断上存在某些主观色彩和困难,自愿性原则仍然是贯穿美国口供规则的灵魂,是理解美国口供规则的钥匙.在完善我国口供规则过程中,应该围绕自愿性原则,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为此,应当以确立自愿性原则为最终目标,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以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人权保障精神.在现有排除刑讯逼供手段获得口供的基础上,排除以威胁和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欺骗和引诱手段获取的口供,只要真实,可不予排除.废除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以避免在看守所之外出现变相的第二羁押场所.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适用——以其与如实供述的协调为视角

在最新的刑诉法修订中,新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但其与第118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看似相互冲突。对此,本文认为,如果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视为一项宣示性的法律规定,而"如实供述"仅仅是一个具体操作性规定,适用时就可实现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价值目标要求。     

可疑人员被扭送归案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审查是否构成一般自首过程中,行为人是否具有投案的主动性是考察的关键结点之一。这也是从本质特征上对自首进行把握和判断,而对司法机关掌握罪行程度的审查,仅是在两种被动归案的法定情形中对投案主动性的补充考察。     

坦白条款中“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认定

一、作为法定情节的坦白的适用问题"坦白从宽"是我国历来的刑事政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一直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有关坦白的司法解释尚未颁布,实践中对于坦白条款的适用存在诸多分歧,笔者将结合实践案例对该条款中"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沉默权制度：中国司法改革之必然

确立沉默权制度,是我国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和对抗式诉讼结构的要求,它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沉默权制度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使沉默权制度有了植根的土壤;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物质技术条件已基本具备;形成了沉默权制度生存的法治空间。     

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探析——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例

涉及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争议,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下,关于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以及不予赔付保险金,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且势均力敌的裁判意见。该两种意见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片面性。在保险人事前同意自我代理行为的前提下,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未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代理人故意未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向保险人报告,导致保险人基于投保人的不实陈述作出了订立合同的错误意思表示,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该行为属于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形,或者属于相对人知道代理人滥用代理权仍与之进行交易的情形。该保险合同属于效力待定,保险人有权拒绝追认。如此处理方才真正坚持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