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规制市场操纵的新发展

本世纪来,英国以《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为依据,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规制,其规制市场操纵的做法呈现出新特点。在立法方面,《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未对市场操纵概念予以准确定义,而是直接就各种可能的操纵方式加以规范。除了确立新的＂行政处罚＂制度外,还赋予金融服务监管局广泛的权限,于调查发现市场操纵行为时,有权对行为人课予金钱处罚、将不当行为的情况公开或采取其它的惩戒措施,甚至可以开启刑事诉讼程序。     

资产评估方法的比较分析

资产评估作为一项社会性、公正性的社会经济活动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社会中介服务业。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这三种评估方法各有特点 ,同时又存在着内在联系。比较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恰当地选择资产评估方法十分重要。     

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Insider Trading in Korea's Capital Market Law

韩国通过制定、实施资本市场法,进一步完善了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力度.该法扩大了内幕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范围,强化和完善了对公开收购、大量取得或处分股份过程中的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完善和强化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等.在我国完善证券法、期货交易法律、刑法等立法过程中,韩国资本市场法的许多规定和做法均值得我国借鉴.     

走向衰落的自我规制——英国金融服务规制体制改革述评

作为英国传统"俱乐部式"治理的一部分,英国金融服务领域长期实行一种自我规制与法定规制相混合而以自我规制为主导的规制体制。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急剧变化,这一以自我规制为主导的传统规制体制遭受重创。1986年《金融服务法》和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这两部法律,标志着英国金融服务规制体制中自我规制的全面衰落。     

英国规制内幕交易的新发展

2000年以来,英国对内幕交易的调查和处罚以《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为依据,呈现出了新特点。在立法方面,英国采取成文法形式,用刑法来规制内幕交易行为,而且处罚较重。在认定内幕交易行为的时候,从行为对于证券价格的影响,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信息与特定证券和特定发行人之间的关联性方面去把握。对于难以界定的信息公开问题,则明确列举了数种公开的方式。依照1993年《刑事审判法》提起的刑事违法指控,检方不必证明涉嫌内幕交易的被指控方持有内幕信息。在查处方面,查处过程中调查、听证和裁决严格分离,查处机构于调查阶段享有准侦察权,决议委员会和金融服务监管局法庭则有权分别做出处理决定。其中的居中斡旋计划非常有特色,也较为有效。     

韩国资本市场法上内幕交易规制研究

韩国通过制定、实施资本市场法,进一步完善了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力度。该法扩大了内幕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范围,强化和完善了对公开收购、大量取得或处分股份过程中的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完善和强化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等。在我国完善证券法、期货交易法律、刑法等立法过程中,韩国资本市场法的许多规定和做法均值得我国借鉴。     

论数字经济反垄断的范式转变——以欧盟《数字市场法》为镜鉴

在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面临新的挑战,大型数字平台携数据、资金、网络等多重优势构筑难以撼动的市场地位,进而实施自我优待、数据不当合并、数据不兼容、施加不公平交易条件等不当行为。此类不当行为实质排除或限制了市场竞争,然建立于相关市场界定地基上的传统反垄断法难以有效规制此类不当行为。我国2022年《反垄断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字市场的反垄断条款,但过于原则、抽象。欧洲议会通过的《数字市场法》（DMA）堪称数字时代的反垄断法,在立法目标、规制理念和规制路径方面均有创新,创制了“守门人”的新概念,并用具体的“黑名单”“灰名单”规则规制垄断行为,将开启“数字治理的新纪元”,为我国数字市场反垄断提供可咨借鉴的有益经验。     

调整德国投资市场的法律体制

本文首先分析德国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接着介绍德国投资市场法的法律渊源和行政监督制度，从该制度中可以看到国家行政机构对投资市场进行监管的法定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综述德国投资市场法的基本构思，着重论述德国投资市场竞争关系的法律调整。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条款便首先适用于投资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文逐一分析这些条款的构成要件，从而明确投资市场中违反该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欧盟模式”批判

互联网大平台因为存在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以及大数据等特征,明显具有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因此这个领域强化反垄断监管在国际上乃大势所趋。欧盟《数字市场法》是世界上首个通过事先禁止性规定监管数字大企业的法律制度。随着这部法律的生效,很多人在观察布鲁塞尔在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效应,我国也有人考虑引入欧盟模式监管我国的互联网大平台企业。但是,学习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应当考虑本国国情。我国是否采取欧盟模式,不仅应当评估我国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实施的效率和前景,而且应当考虑一揽子的事先禁止性规定是否有助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企业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