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在监狱系统的初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突破、新飞跃。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都在研究规划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各行各业都在探讨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构建。那么,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应如何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呢?     

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求企业文化的融合

铁路改革过程中,企业的重组、合并所带来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碰撞,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影响企业战略的实施和改革的深化。在铁路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要使铁路企业的合并重组真正产生“1+1〉2”的效应,就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一、尊重文化差异,形成文化融合发展强势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凝聚全员合力。按照路局直管站段新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各系统大力度合并重组,整合为新的单位。原来各单位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干部职工价值取向的差异。因此,要想尽快统一凝聚干部职工群众思想,释放出最大的战斗力,就需要我们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     

和谐企业重在建设

一、和谐要讲原则 企业和谐,不是表面上的和和气气或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和谐要讲原则”，这是通过总结合资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共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成熟的企业合资合作经验和完善的政策规定，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把和谐理解为无原则的“合作共事”，怕与外方发生矛盾而无条件地服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只考虑企业利益而忽视员工利益，在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站出来为员工讲话，怕因此而影响与外方的关系，造成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关系紧张，企业内部矛盾凸现、问题重重。这些深刻的教训表明，构建和谐企业，不能不讲原则。构建和谐企业，要坚持以国家、企业和员工利益相统一、相兼顾为原则，以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为前提，用发展的大目标去化解矛盾、调解分歧、凝聚力量：要区别中外双方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确立和谐的原则。     

试论国际商事仲裁中已撤销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由于各国在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标准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纽约公约》规定的任意性,使得各国在对已撤销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试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和现实出发,对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评析,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强制执行的程序保障——以执行当事人追加与变更为例

程序保障在国外被视为民事诉讼的目的，该学说在英美学者的著述中十分流行，在日本得到了井上治典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的支持。该说以程序保障为起点，认为法院不应该把诉讼的审理过程作为只是为了达到裁决或和解而必须的准备阶段，而应把这一过程本身作为诉讼应有的目的来把握，只有正当的程序才是使判决或和解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