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系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法官的应然作用对侦查程序的正当化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应然角色作用缺失,形成种种弊端,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待予以重新塑造,以充分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进程。     

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立法不足与完善

律师调查取证权在我国不仅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原因,并根据我国实际提出对策。     

控辨的艺术

本文通过对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充分发挥自己辩护职能的阐述,以便让我国庭审方式改革后的辩护人在强化自己的辩护职能上有所借鉴。     

浅析引渡的新形式──向国际刑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引渡

从犯罪和犯罪主体的角度来看，国际犯罪与责任涉及个人和国家两个方面。由于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身份不同，个人的国际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人以私人身份实施的国际犯罪；另一种是个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实施的国际犯罪。当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对实施后一种个人国际犯罪的罪犯进行审判时，必然存在一个引渡罪犯的问题。本文拟就向国际刑事法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移送罪犯的特殊性略陈意见。     

非对等咬合钳具形成痕迹特点的研究

根据大量的实验事实,通过材料的变形分析,对非对等咬合的钳类工具所形成的痕迹进行研究,阐述了不同坡面上的变形性质和痕迹特点,总结了痕迹与工具的对应关系,为工作实践指出了分析和检验鉴定的方法,同时对钳类工具痕迹的形成原理作出了补充和修正。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有效实现控辩平衡

刑事辩护制度最能体现司法公正,平衡的控辩关系能促进法官中立,满足刑事实体公正的要求和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1996年的刑诉法在辩护制度上虽较1979年的刑诉法有所进步,但律师的辩护权仍受到较大的限制,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增强辩护权以实现控辩的相对平衡,进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     

试论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或表达方式是否存在。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特征、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不可译的现象在翻译中就在所难免。本文主要从语言特征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进行探讨。     

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给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也带来了职务犯罪侦查阶段控辩格局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的意义,阐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实践的影响和挑战,从而提出反贪部门应对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的对策。     

什么是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

众所周知，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要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直接和言词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法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重视控辩双方对这些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院仅仅将证人、鉴定人等传召到法庭上，使其接受各方的交叉询问，直接和言词原则就能实现了吗？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证据法发展的实践动力与阻力

一、关于以审判为中心庭审模式的认识误区
　　曾经看过一篇苏联作者写的文章，写的是一个生活体验—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当我们坐的火车停在火车站时，旁边有其他火车经过，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火车开动了。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窗外的静止的电线杆时，才意识到原来只是铁轨在震动而我们的火车并没有动。今天谈到审判中心主义，我就有一个疑问，现在我们的铁轨在动，我们放了很多车厢在铁轨上，诸如“审判中心下的检察改革”、“审判中心下的控辩关系”，等等。今天我们又加挂了一个车厢，就是“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样的车厢挂了好多，但是火车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