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警察擒敌遭遇暴力反抗时的处置措施

近年来,暴力犯罪与暴力抗法日趋严重,在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警察在徒手擒徒手反抗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持械具反抗以及徒步追擒徒步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时,经常发生警察伤亡。因此,在擒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灵活、合理地运用各种动作与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依法治理,推动网络生态天朗气气清

回应民众诉求,治理主体多元化一提起网络生态治理,人们很容易想到令人不胜其烦的“标题党”,想到网络暴力,想到流量造假。事实上,无论“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还是“炒作绯闻、丑闻、劣迹”;无论“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还是“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无论“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还是“虚假注册账号、非法交易账号、操纵用户账号”……这些存续已久、破坏网络生态秩序的各种乱象,都在整治之列。《规定》回应了民众诉求,提出了制度约束,令人拍手称快。     

识法代言人

沈阳于洪:“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创新探索了“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模式,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聚焦司法监督,助力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开辟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快速受理、优先办理民营企业的申诉、举报和控告。对于涉民营企业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快办快结。建立健全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全力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

为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维护金融安全,健全金融审判体系,加大金融司法保护力度,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特作如下决定:一、设立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金融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决定。二、北京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以下案件:(一)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二)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     

“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以“AI换脸”为代表的“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具有极易发生电信诈骗、滋生网络谣言、证据不易保存等特点，冲击人伦道德、冲破法律底线、干扰正常监管，社会危害严重，法益侵害极大，给案件侦破带来诸多困扰。公安机关需结合个案特点，提高侦查工作的技术应用，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法律规制，完善对平台运营商的管理，实现对“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综合治理。     

行政复议20年:实质性化解7成案件

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案件类型为工商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反映出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行政争议正逐渐向市场监管相关领域转移。同时,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要增加行政复议的吸引力,就得在体制上下工夫,让它变得更加独立、公正、权威——对地方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不服怎么办?对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鉴定不服怎么办?对公安执法不服怎么办……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普法网站的搜索词条中,多是群众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的求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除了行政诉讼外,行政复议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救济制度。     

疫情背景下妨害公务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以"暴力、威胁"之行为方式为视角切入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妨害公务行为多以妨害公务罪处理,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表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当将刑法前置作为边界划分依据,发挥行政处罚的兜底性效果。对妨害公务行为按照“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模式处理,即以法益为导向,对“暴力、威胁”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社会治理上合理选择处罚方式。如此才能厘清法法界限,既避免刑法效力外溢,又防止刑法沦为行政法的附庸,促进行刑衔接,形成犯罪防控的有效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