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百年党史视域中的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

百年来,党中央根据管党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为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从而为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属地领导、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其中双重领导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属地为主的双重领导和以垂直为主的双重领导.各种领导体制面临的治理成本、负荷不一,并形塑出不同的监督执纪模式和效果,纪检监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也会随之不同.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并不断充实监督专责机关的力量、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科学认识并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是百年来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见证民主进程 感受制度魅力——写在全国人大“一法一规则”修改决定通过之际

3月11日下午,新修改的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以下简称"一法一规则")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两部法律施行三十多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民法典这样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法律不同,"一法一规则"似乎并不算"热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完善权力配置破解"一把手依赖症"

基层"一把手依赖症"要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补短板的高度加以重视。从治理体系的权力运行视角看,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配置不科学是造成"一把手依赖症"的主要原因。为此,要始终坚持科学合理的授权机制,始终坚持权责透明、权责统一,并构建对公职人员全覆盖的监督体系。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