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

《周礼》云：“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提出“和谐制度”……显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远古还是现代，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柏拉图政治哲学

虽然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国际关系只有一些粗略的见解,但是其思想十分全面,涉及诸多关注国际问题的后人不断反复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他关于人性问题的独特分析、个体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政体与战争问题的探讨,对于研究当今国际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不在于为某些确定的问题提出了最终的答案,而在于他提出了重大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议题,并启迪后人在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柏拉图正义观新探

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古希腊社会政治哲学思考的高峰,他从可经验的个人正义开始,进一步对正义问题的理性追问、辩证归纳,揭示出正义的本质,并以此构想出理想的国家,提出国家的正义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与幸福,力图以此伦理国家挽救城邦于危机之中。其正义观是国家主义正义观,德行之治、知识与教育对正义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官要造福百姓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教出好学生。历史上最令人羡慕的老师是谁呢?苏格拉底可算一位。苏格拉底没写过一个字,却成为大哲学家,他的哲学论述是通过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册才得以传播的。这位学生名叫柏拉图。柏拉图的《对话录》把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记录了下来。孔子也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学生,名叫冉有,列政事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晶，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如何正确作诗——柏拉图的诗人与立法者之争

柏拉图笔下的立法者要求诗人正确作诗,表现德性完满之人和恰当的快乐,以制作出最好的音乐和法律序曲,劝谕不同类型的人追求善的生活。诗人与立法者之争的核心在于,诗人并不认识事物的本质,对人的自然本性和最重要的人类事务没有整全的知识,而真正的立法者能模仿最好的生活方式,构建体现最佳政制的"最真的悲剧"。诗人要正确地作诗,需要像真正的立法者那样关心美德和爱智慧。     

论柏拉图德法兼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人类的导师，柏拉图的德法兼治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不朽名著《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篇》中，柏拉图德法兼治思想内容是深刻而丰富的，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柏拉图的理念主义与孔子的现世哲学——中西方思维原点比较论析

柏拉图的理念主义偏向于抽象思维和怀疑精神,其洞穴隐喻对后世影响巨大,孔子的经验主义偏向于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柏拉图奠定了西方对事物背后的理念、现象背后的本质的追求,孔子的经验主义则导致中国文化思维限于经验主义之中,在创新性和反思批判能力稍显不足.思维模式的差异,往往是文化不同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     

柏拉图教育理想的人性解读

《理想国》中,人性(灵魂)始终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他把灵魂分为三种状态: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和激情,三种状态互不干扰就是正义最初的本质;每种灵魂状态分别在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时就形成不同阶层的人。而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中各安其位,就形成了正义的国家——理想国。柏拉图主张用教育促使人们灵魂转化——向“善”以达到理想国的实现。人性既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起点,又是终点。柏拉图提出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值得商榷,但它反省人性、追求“善”的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必需的。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差异浅析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在国家的起源、国家的伦理基础、国家阶级构成、所有制、治国方略、政体分类等六个方面,二人的思想存在迥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