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渊源的识别

法律渊源指能被法官适用并对法官审判有拘束力或影响力的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规范的各种表现形式,其本身是多元和开放的。确立法律渊源识别的一般条件,正确识别包括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权威法学理论等多种形式的法源,对于拓展我国法律渊源的范围,使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得到及时的法律规制是十分重要的。     

《民法典》第10条“习惯”司法适用程序机制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民法典》第10条已确立习惯的法源地位,但由于习惯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抽象性,以及司法过程中对习惯进行识别、适用的程序机制尚不健全,法官往往依据自身对习惯的感知和认识进行裁判,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习惯”司法适用的进程和规范化。为打破《民法典》第10条“习惯”司法适用的困局,应于前置程序中以“习惯”的筛选、审查实现《民法典》第10条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于准入程序中以双向引入机制将“习惯”引入司法适用程序,并于后续举证程序、裁判程序、监督程序中,依“习惯”所承担之证据功能与法律依据功能之不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强化“习惯”司法适用的论证说理,为适用“习惯”裁判之案件的司法救济提供法律依据。     

娱乐法的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中心讲座实录

娱乐是使人快乐的意思,其涉及范围广泛,集中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娱乐是有边界和限度的,不能“娱乐至死”,娱乐法便是划定娱乐活动边界和限度的规范之法。娱乐法起源自美国好莱坞,有近百年的积淀发展史,它是适用于整个娱乐产业,并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的法律规范系统的总称,是典型实用主义的产业之法。娱乐法应在中国语境下完成本土化改造,从而形成一套圆融自洽、逻辑条理的法律规范系统。娱乐法的三要素分别是“人”“财”“物”,三者经“合同”之手连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娱乐法包括电影法、电视法、音乐法、游戏法、网络视听法、现场演出法、体育法七部分内容,而其法源包含原则、规则与习惯三个层次,由于正式法律缺乏,行业习惯是娱乐法不可或缺的重要法源。     

法教义学视野下的本土习惯法——以顶盆继承类案为样本

习惯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如何发现中国本土习惯以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的规范功能,是我国自主民法学建构的重要课题之一。顶盆继承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习惯,虽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继承思想,但经现代法律精神的洗涤,仍能够保留其合理内核,而为我国当下司法实践所广泛认可。通过对顶盆继承类案的研究可以发现,顶盆继承可分为以法律行为为基础的和非以法律行为为基础的两大类,其性质和效果各异,不可一概而论。顶盆继承在继承法上具有多元效果,顶盆行为可作为遗产取得的依据,顶盆人可依顶盆事实发生的不同而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或与第二顺序继承人共同分配遗产,据此,在中国现行法上实际存在着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习惯继承的三元架构。顶盆继承习惯并非单纯发挥填补制定法漏洞之功能,还有解释制定法和修正制定法之功能,从而与制定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修正制定法之功能而言,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存在双向矫正,此种功能常为以往研究所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虽仅明示习惯法的填补制定法漏洞之功能,但不排斥习惯法的其他功能,通过解释仍能发现习惯法扮演多重角色的空间,从而使该条成为具有开放性的法源体系之支点。     

中澳关系中的美国、日本因素

<正>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目前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高成长、全面发展之良好态势。2014年中澳双方高层在多边、双边场合互动不断,两国元首在一年内实现三次会面和互访,为两国四十多年交往历史所仅见。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取得了中外瞩目的丰硕成果,为中澳关系发展开启新纪元。除此之外,双边还有许多其他高层交往。这些密集互动让中澳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实践证明,这些问题主要由制度因素引起,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重视农村的制度效能.以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涵以及它们的关系为理论视角,来探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科学的正式制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保障,人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秩序和谐的合法性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实现科学正式制度与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与统一.     

习惯法法源探析

在当今社会迅速变化的情形下,仅仅依靠民法中的制定法来裁判案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司法需求。习惯法从古至今作为一种重要的裁判依据在现代更显重要。本文通过考察习惯法的历史,明晰与习惯的区别,从而确定习惯法的法源地位、效力及形式状态,以期有益司法适用。     

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制度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涉及到多种因素,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文章认为制度因素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最为根本,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制度通过对公共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体行为的作用来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其二,制度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组织机构行为产生的作用来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其三,制度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层面上对公共政策执行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我国的制度现实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非正式制度四个层面对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制度因素作了具体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信任模式与浙江民营企业规模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扩大 ,管理层次复杂化 ,建立在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企业组织方式逐渐失效 ,社会又难以在短期内提供有效的正式信任体系 ,使得委托代理机制难以根植于浙江民营企业 ,严重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政府的使命不是扶持个别企业的规模 ,而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强化正式信任及实施机制建设 ,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新反腐政治”的待解课题

正随着重量级官员持续不断地落马,国内外舆论已经很少质疑新领导层的反腐决心。如果将新领导层的反腐称为"新反腐政治",那么关键是看其能否通过创新反腐机制,让清廉政府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有机体的自然产品。在当前反腐政治中,有关决策者肯定在思考,并着手打造长效的反腐机制。从现有的过程和成果来看,这个机制的运行主要依靠以纪委为中心的跨部门团队。目前这个团队在整个政治框架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