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立法保障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于2019年9月修订通过,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修订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是完善我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入实践,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广业集团:打造广东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建设运营平台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需要新作为。围绕"我省环保民生事业的投资者、建设者、运营者"的功能定位,广业集团坚持实施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战略,积极承担省委省政府重大民生工程,全力参与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近5年来,广业集团省内污水处理厂已累计处理污水约32亿吨,COD削减量约40万吨,氨氮削减量约4万吨,为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变革重组:环保主业的从无到有"2008年,广业集团迎来第一次转型发展机遇。"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和扩张进行全面检视，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实践困境：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要求过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未得到支持等，针对性提出明确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降低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门槛、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设计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等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以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设功能和社会效益。     

为了水乡美如画——中国石化江苏油田推进绿色企业行动纪实

一口口油井低吟欢唱,一条条河流清澈透明;一座座站库整洁美观,一片片庄稼生机盎然……这哪里是油田开采区?分明是江淮水乡的一幅美丽油画。南濒长江、北依淮河,横跨苏皖两省的6市、15个县(区)的中国石化江苏油田(下称江苏油田),多年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用心呵护一方水土,实现了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油田近几年在产量递减速度下降、人均劳效逐步提升的同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石化环境保护先进单位。     

“非典”警醒：社会应当弘扬生态道德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震动了人们的思维神经,使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非典”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它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非典”促使我们警觉和醒悟:人类只有弘扬生态道德,做到“天人相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像“非典”病魔这样的灾祸发生,从而保证和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文明程度。 一     

李文俊：功成业就，乐善好施

他是香港著名琼籍企业家、香港理文造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总经理,被誉为“造纸大王”。他曾被评为“香港青年工业家”、“香港杰出青年”,并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铜紫荆星章”。功成业就之后的他,既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又倾情于环境保护工作,还牵挂着故乡海南的经济     

漓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水生态保护

漓江是桂林的母亲河,是桂林旅游业的精华和精品。要更好地治理漓江,经营漓江,促进漓江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注重水生态的保护与修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回眸2006年专题报道之三

浙江省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处于全国领先,建设生态省具备了有利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     

差异与成因：两大法系消极公诉权之评析——兼及我国消极公诉权之完善

消极公诉权在公诉权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两大法系都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并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 ,两大法系对消极公诉权的规定又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法系在国家政治哲学、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区别而造成的。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并对我国消极公诉权的完善提出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