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呈现"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的现状,以及"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并明显受到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多方重视针对性提高家庭教育的功能、全方位提升学校主阵地教育功能、高效发挥媒体融合的优势互补作用、努力拓展影视作品价值引领功能等四项建议,以期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英雄观。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理论程式与实践指向——兼驳美国政客的“文明冲突论”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类文明篇章"。从文明向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批驳了当前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全球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野蛮行径,指出人类文明面临主体性下降的共同挑战。从世界视野回答了"我们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文明叙事逻辑的当代延展,堪称全球化历史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自身定位回答了"中国如何做",为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出场""在场""现场"既构成了逻辑完备的理论程式,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领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观、权力观、党员观的逻辑关系初探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庄严承诺。在新时代,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其群众观、权力观和党员观三个核心领域的相应体现,并以此为线索理清中国共产党群众观、权力观、党员观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论析

恩格斯的文明观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之上,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变化的深入认识。社会实践是恩格斯文明观的阐释基础,日常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叙事空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文明观揭示了文明发生的历史性及时代表征、文明内容的导向性和道德表征、文明进程的主体性和现实表征、文明表现的层构性及多样化表征。在新时代,认识恩格斯文明观,对于推进"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