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风乡约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中国自古民风醇厚,而乡约忠实地记载了民风形成的概貌和要旨.高平乡约碑刻生动地反映了地方乡约对当地民风形成的作用和过程.研究古代民风,对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保护环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on on Sanhechang's Waterishlogged Rice Prohibiting Stele——From the angle of law culture

清代四川江津地方米贩为谋取暴利,制作并贩卖发水大米,丧尽天良,祸害乡邻,激发民变.当地乡绅于三合场刊刻石碑,禁止米贩制作、贩卖发水大米.     

从苏州碑刻史料看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行会规约内容丰富,包含行会财务、行会同业救济等诸多方面。自愿原则既是商人们制定行会规约的准则,也是官府审批行会与行规的依据。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     

石刻铭文与法律史料

<正> 一、石刻铭文与法律史料的关系 中国石刻与金文同时产生,但遗存下来的殷商刻石却很少。秦汉以后,铭刻文字有舍金重石的发展趋向。秦始皇时曾巡游各地刻石“颂秦德”,“表垂于常式”,彰明其文治武功和法令制度。东汉时石刻文字增多,石刻形式多样,除碑刻外,刑徒砖、买地券、画像石等也流行一时。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南朝相袭不改,于是立碑成了埋铭,墓志获得充分发展。隋唐宋以后,碑刻颂辞、纪事已深入人心,并得到官府的提倡,在国家法律中,甚至出现有“护碑”的条文。《唐律疏义·杂律》“毁人碑碣石兽”条称:“《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茔域之内,亦有石兽。’其有毁人碑、碣及石兽者,徒一年。”宋代以降,民间的各种应用石刻日益增多,石刻文字的篇幅和内容都有所增加。因此时及以后的碑刻文字资料内容丰富,多被世人重视,     

清代豫西水权纠纷的解决模式

清代豫西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争夺用水权的纠纷频发。豫西民众和官府在应对水权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水利碑刻与实地勘察为基本依据,以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为基本解决途径的富有特色的水权纠纷解决模式。探讨这一特殊的水权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进一步了解清代豫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史视野下的商标法：中国与欧洲的对比

本文从跨学科的角度，以经济史学为基础，以欧洲商标史、法学史为参照，采取进入历史细节的方式，发现生动的商标史图景，以反驳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中国古代无知识产权的结论。本文指出，商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商标史的新发现，对国际知识产权理论批判研究，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     

《元佑党籍》碑考

桂林《元佑党籍》磨崖为各代所重,"人争拓之"。历八百春秋,仍高悬崖壁,字迹清晰,书韵别具。《元佑党籍》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后人研究宋史尤其是宋代党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泰山石得记

己丑仲夏，余偕书协同道赴泰安。之暇，循御道，遁野径，驾长车，登泰山之巅。饱揽岱岳雄奇，畅呼天街仙气，仿佛羽化巡天，凭抒胸臆。徒步返山，苦历十八盘，遍赏历朝碑刻胜迹，叹华夏文明辉煌，源远流长。更以经石峪擘窠大字，惊骇于世。众友虽精疲力乏，然皆云不枉此行!后叉恭访孔圣故里，九鞠于孔林。     

观念、制度与技术:从水案透视清代地方司法——以山西河东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山西河东地区围绕争夺水资源使用权而展开的水权诉讼时有发生。这些水案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利益的重大性、案情的复杂性以及国家法律规范的不明确性等而成为麻烦案例。水案的处理过程,展现了清代地方司法的某些特征。从观念上来看,民众提起诉讼,可视为权利的一种追求与维护;对于将无讼奉为信条的地方官员来说,也不得不作出现实的回应。从制度上来看,调判结合、多级复审构成了清代司法在制度上的基本特征。调判结合加强了案件处理结果的可接受性,多级复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地方司法权威。从司法技术上来看,查明真相以及裁判依据上的情理法特征,表现出实用理性的精神。     

试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的和谐思想

乌江流域地域广阔,杂居着近五十个民族.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为大义为重的家国争谐观、和平共处的民族和谐观、古今一体的历史和谐观、合一共存的天人和谐观和一脉共存的灵肉和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