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字化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21世纪是世界走向数字化的世纪。数字化生存世界是指数字化的生存范式及价值原则已经全面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数字化的正常体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数字化生存强化了金融资本对社会的穿透力,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又极大地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对人类主体地位及其智识能力造成了重大挑战,亦导致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殖民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应强调人文精神对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建设与意义支持,构建更加文明、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2022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认为,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非洲:活力几时才重现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1年非洲经济复苏艰难,恐袭频现,动荡依旧,民生艰难。不过,大国对非洲关注度始终不减。2022年,疫情状况与大国角力态势将深刻影响非洲局势发展,非洲发展活力几时重现也是个未知数。动荡依旧,西方关注度高。2021年,非洲经济增长率大概在3.7%,复苏艰难。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农业农村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年度会议,是一个工作部署会、推动落实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职能,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标决胜全面...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