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2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天津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为推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全市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据《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天津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制定本行动方案。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让沼气造福农村社会

沼气是人畜粪便在厌氧条件下经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而生成的一种可然性气体,是一种可再生清洁能源。沼气可以做饭、照明;沼液可以浸种、喷果、杀虫、喂猪等;沼渣是一种高效有机肥,可以促进农作物生长,生产无公害农产品。在我国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应加大沼气建设力度,以促进农村经济     

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认为凡涉及到私人权利义务等事项的条约,都将会产生国内适用的问题。转化和纳入各有优劣,应视条约的不同而相应采用。至于在国内法中解决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则完全取决于各国法律的具体规定,条约在国内法上并非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就中国而言,转化已经成为我国适用条约的主要方式,而在处理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所采取的是条约优先的原则。     

国际法在欧洲国家的适用问题研究

欧洲是国际法的发源地,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最早于英国出现。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考察欧洲国家适用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的法律规定与实践,国际法在欧洲国家有不同的适用问题。     

中部崛起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

继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三大区域政策后,党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决策。作为我国新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崛起对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山西来说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动员全省力量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共山西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我省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号召全省干部群众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实现山西崛起。这充分体现了山西人民不甘落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7月7日下午,省委宣传部召开“贯彻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实现山西崛起座谈会”。来自省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省、县(区)政府部门负责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就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山西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决议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意见和建议。与会专家认为,宣传思想战线要不断深化对山西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为实现山西崛起做好理论准备、提供理论支持,在营造山西崛起的浓厚氛围、形成山西崛起的强大合力上努力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本刊摘要刊发部分专家的发言材料,供读者学习参阅。     

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涉外合同究竟应受何国法律支配的问题，是确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依据。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民事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外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因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一直颇受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