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广州市的探索与实践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调解里的百态人生——人民调解工作随笔

深秋已过,寒意随着初冬悄然来袭。也许是凛冽的寒风挡住了人们的脚步,今天的办公室难得的清静。手指游走于键盘,开始记录我的调解故事。其实,与其说是我的故事,不如说是百姓家的故事。都说离别的车站比婚礼的殿堂见证了更多的不舍真情,医院的墙角比教堂听到了更多的虔诚祈祷。我想说,在调解工作中,我看到了更多的人间百味、更多的难舍亲情。     

构建和谐社会在监狱系统的初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突破、新飞跃。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都在研究规划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各行各业都在探讨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构建。那么,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应如何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呢?     

试论国际商事仲裁中已撤销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由于各国在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标准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纽约公约》规定的任意性,使得各国在对已撤销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试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和现实出发,对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评析,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强制执行的程序保障——以执行当事人追加与变更为例

程序保障在国外被视为民事诉讼的目的，该学说在英美学者的著述中十分流行，在日本得到了井上治典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的支持。该说以程序保障为起点，认为法院不应该把诉讼的审理过程作为只是为了达到裁决或和解而必须的准备阶段，而应把这一过程本身作为诉讼应有的目的来把握，只有正当的程序才是使判决或和解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因此，     

司法助理员的滋味

我在司法所做司法助理员工作数年,亲身体会了做调解工作的苦辣酸甜。我的体会是,闯不过“苦乐关”、“名利关”和“荣耻关”就当不好司法助理员,同时要有“磨破嘴唇皮,踏破鞋子底,少盖半夜被,宁受眼前气”的心态,才能做好调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