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象学人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现代政治合法性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价值原则的普遍认同,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哲学人学本体论上坚持"以人为本",并在认识论上准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实现哲学范式上人的本体与认识上的同一性,从而达到实践上的知行合一。但是,在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认识问题上,无论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人学范式还是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人学范式,都没有化解关于人学范式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内在紧张,这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同困境的哲学根源。马克思的人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现象学人学范式,在"实践的现象学"意义上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生存空间转换与社会文化变迁——基于贵州Q县的田野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一种方式。贫困民众从世代生活的村落进入到政府所构建的居住空间,从个体的外在身份到内部文化生存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变迁,生存空间得以重塑,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新群体。传统民族文化与原居地生存空间是共生的,生存空间的转变,生产生活空间的集约化和文化承载空间的消逝,都会引起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社会文化发生变迁。     

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     

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求企业文化的融合

铁路改革过程中,企业的重组、合并所带来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碰撞,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影响企业战略的实施和改革的深化。在铁路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要使铁路企业的合并重组真正产生“1+1〉2”的效应,就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一、尊重文化差异,形成文化融合发展强势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凝聚全员合力。按照路局直管站段新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各系统大力度合并重组,整合为新的单位。原来各单位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干部职工价值取向的差异。因此,要想尽快统一凝聚干部职工群众思想,释放出最大的战斗力,就需要我们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     

和谐企业重在建设

一、和谐要讲原则 企业和谐,不是表面上的和和气气或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和谐要讲原则”，这是通过总结合资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共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成熟的企业合资合作经验和完善的政策规定，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把和谐理解为无原则的“合作共事”，怕与外方发生矛盾而无条件地服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只考虑企业利益而忽视员工利益，在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站出来为员工讲话，怕因此而影响与外方的关系，造成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关系紧张，企业内部矛盾凸现、问题重重。这些深刻的教训表明，构建和谐企业，不能不讲原则。构建和谐企业，要坚持以国家、企业和员工利益相统一、相兼顾为原则，以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为前提，用发展的大目标去化解矛盾、调解分歧、凝聚力量：要区别中外双方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确立和谐的原则。     

被感动的员工更爱企业

企业文化的概念源自于欧美国家，是欧美国家在治理企业过程，超越管理体系和制度时运用的一种手段。欧美国家是以制度为基本的社会体系，从而也形成了公司治理的规范体系。制度本身的作用是制约，它可以让员工达到公司对员工要求的一个基本底线。随着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公司进入成熟期，管理者开始意识到用纯粹的制度来管理员工，就很难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于是人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发现，激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