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财产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化解

商标本为一种用于区别来源的工具。然而,现代商标法将之财产化,并采用民法财产权体系中的绝对权保护模式。绝对权的认知结构预设着强有力的私权保护,这为商标权的强化和扩张埋下了种子。商标财产化的理论基础脆弱,经典的自然权利理论、现代的法经济学理论以及商誉论和广告功能保护论都无法为商标财产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商标财产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在我国还呈加剧之势,有必要予以纠正。在认知上,需要打破绝对权理念之拘束。在实践中,停止侵害的禁令救济的绝对化适用需加以纠正;混淆之扩张需谨慎对待,以反击"财产论"对"混淆论"的挤压。此外,还需提升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使其扮演商标法"守门人"角色,以期对商标财产权的不断扩张进行约束和限制。     

绝对新颖性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将专利授权条件中“混合新颖性”标准改为“绝对新颖性”标准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首先通过分析绝对新颖性标准与其他新颖性标准的区别，明确绝对新颖性标准的概念；再结合具体国情、专利申请状况以及企业发展实际等因素进行分析，指出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是有利于促进创新、符合国情和保护民族企业发展的；最后从创造良好法律环境、重视专利工作和新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创建有效技术转换机制三方面对我国适用绝对新颖性标准提出了解决对策。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形成的历史逻辑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产生与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道路紧密相关。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近代中国军权私有化的弊端决定了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成为革命力量;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革命道路决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是"绝对"的领导。     

合同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一种技术化的合同效力评价规则解说

有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及无效制度仅仅是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评价规则,不妨碍其他民事规则、行政法规则、甚至刑法规则同时适用。合同无效有时可以更好地惩戒不法当事人,但有时却使得不法当事人逃离合同约束,从其非法行为中获利,甚至还会损害合同善意相对人以及和合同相关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的区分,能有效保护善意相对人和善意第三人,有力地回应现代商事交易安全的需要。     

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

人的自由的绝对性使人拥有绝对的人权,维护与实践人权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要以对人的自由本质与绝对权利的自觉为前提,也就是要以启蒙文化为前提,而启蒙文化需要由文化启蒙来造就.这意味着,既不可能以武力推行人权,也不可能以任何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人权.人权的绝对性与民族主义国家理论并无学理上的关联,一个主权实体内部的人权...     

绝对法律关系初论

法律关系是抽象的观念,是观念对现实的反映,是思想意志通过法律对现实秩序的规制、维护。绝对法律关系并非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层面,它是现实的法律关系。它的形成,须有具体的法律事实。应当将法律关系的模型与法律关系相区分。绝对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一切人,一切人都在秩序之中。绝对法律关系就是绝对权法律关系,其客体是不行为,绝对法律关系的意义在于对抗,而不在于给付。同一法律事实可同时产生相对法律关系和绝对法律关系,这是共生现象。相对法律关系的给付,可产生绝对法律关系。     

论专利侵权救济中的停止侵害制度

长期以来,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被认为是判定专利侵权后的当然结果。但是,我国专利法领域中的侵权责任不同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侵权责任,并不仅仅把侵权行为视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侵权责任也不仅包括损害赔偿。因而,停止侵害请求权不宜被视为一种绝对权的请求权,而应当基于侵权责任产生。美国法上＂永久禁令＂制度为我国重构专利侵权救济中的停止侵害制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应当重新思考,在限制停止侵害救济当然适用的基础上,重构我国专利法中的停止侵害制度。     

明清中国房地买卖俗例中的习惯权利——以“叹契”为中心的考察

在明清中国围绕民间房地买卖而生发的契约实践中,至少在江南地区的不少地方,曾存在着一类当时通常被称为"叹契"的独特契约形式。这类契约尽管在具体名称上各地稍有差异,但其共同的特征在于,卖主将房地绝卖于他人之后,仍可再向买主索要俗称"叹价"的经济补偿。此类体现绝卖不绝之特征的"叹契",往往构成当时江南地区不少地方的房地买卖全过程之内在组成部分。本文不仅通过对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以及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就叹契这一契约类型展开讨论,并且还主要借助于欧根.埃利希的一对概念,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建立在诸如叹价诉求之类的"不确定的习惯权利"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藉以维系数百年之久的司法机制加以探讨。     

Reform des Schadensersatzrechts

Der im Jahre 2005 vorgelegte Entwurf zur Reform des Schadensersatzrechts (Griss, JBl 2005, 273) hat eine hoch kontroverse Diskussion ausgel?st. Dies ist an sich zu begrü?en, denn die kritische überprüfung konkurrierender Standpunkte und L?sungen im Rahmen offener Auseinandersetzung ist der N?hrboden fü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 und rechtspolitischen Fortschritt. Im konkreten Fall beschleicht den neutralen Beobachter jedoch mitunter der Eindruck, die Konfrontation erfolge aus purer Lust am Konflikt und verschütte damit die weiterführende Debatte zur Sache. Die folgenden überlegungen dienen dem Ziel, die inhaltlichen Weichenstellungen des Entwurfs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geltenden Rechts und der europ?ischen Entwicklungen unvoreingenommen zu würdigen.     

论绝对确定性和死刑

近年来死刑误判案件的披露引起了人们对如何减少此类错误的重新关注。因此，建议提高死刑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对被告人罪行确定性的研究者们一致呼吁适用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文在第二部分列举了一些当前论证死刑案件中可以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是否能证明死刑案件的定罪阶段和量刑阶均应适用更高证明标准。但因为死刑案件仍相对较少．所以误判死刑案件对正当性造成的整体损害小于每年误判数以千计的非死刑案件造成的损害：2002年仅有159人被判处死刑，但2000年有近925000名成年人在州法院被判处重罪，其中45000人在审判中被定罪（其余为自己认罪）。如果在死刑案件中要求真正的绝对确定性．那么可能会因为没有陪审团成员能真正声称自己有“绝对的确定性”而导致无人会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