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黄克功杀人案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

黄克功杀人案发生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不久。边区司法机关仅用六天时间,便完成了从案件的侦破、起诉到审理、判决和执行的所有程序,为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从效率、民主与人权保护等方面,确立了标准。在缺乏明确的实体法及程序法规范的情况下,边区高等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审理,创设了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刑事案件的陪审制度和公审制度、边区高等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一审终审的诉讼程序制度、法律适用主体的平等原则等重要制度,体现了边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下实现司法公正的独特方式,对革命法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沪外国人“三非”案件的发案趋势与世博后的防控对策

在沪外国人"三非"案件的增多,不仅影响了上海市社会治安的稳定,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出入境管理秩序。公安机关要以世博安保工作为契机,完善"三非"案件的防控对策。     

试论经济犯罪案件初查的法律地位

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特殊性,初查工作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初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困惑,给案件的办理带来了一些困难。因而应明确规定初查是刑事诉讼立案前的调查工作,其目的是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     

当前我国袭警案件频繁发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袭警案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有: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我国法律对警察执法缺少必要的保障;基层执勤民警的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公安民警的警械装备不良和对使用枪支的困惑;舆论导向的负面作用;公安机关内部重义务轻权利的片面性教育。     

按需投入精干、内行--谈凶杀案件现场勘查中技术人员的投入原则

当前,在对凶杀案件现场的勘查工作中刑事技术人员二级制大兵团作战工作模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不利于重案工作的弊端。而实践证明,“按需投入,精干、内行”的原则确实能使刑事技术工作走向更进一步。     

对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若干法律制度的思考--以"佘祥林案"为引线的分析

无救济则无权利.然而,救济的方式、结果及救济的程序是否存在有法律上的障碍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质性地决定了这种权利的有无及这种权利边际.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多年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佘祥林案无疑使国家赔偿法中的问题更加凸出,如违法确认、赔偿范围及赔付标准等.因此,探讨这些问题具有极好的务实性.     

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的主要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香港作为国际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商业犯罪案件具有典型性。香港警方对付商业犯罪,也具有特点。主要是有完善的易于操作的法例,能动的侦查机制,网络化的联动查案方式以及高度专业化的人力支援等。这些方面对于中国大陆都有借鉴意义。     

涉外刑事案件处置之司法困境及对策探略

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存在着处置依据变异,中外公民法律地位不平等,成本与效益失衡及国际警务合作脆弱等困境。摆脱困境的主要对策是强化法治观念,依法处置涉外刑事案件;不断完善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法律体系及机制;夯实国际警务合作基础,大力加强国际警务合作。